《大明律》传入朝鲜考

《大明律》传入朝鲜的时间 ,尚无明确的记录可循 ,但据《高丽史》记载 ,《大明律》系于高丽朝末传到朝鲜半岛 ,当时的高丽已认识到施行此律的必要性 ,并在建立朝鲜王朝的太祖李成桂之后 ,全面接受和施行了《大明律》。由于文化的差异 ,《大明律》的传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     

隋唐时期西域治理人物、事件、关系以及军事制度回应的梳理

隋唐两朝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历史上西域治理的重要时期。隋唐时期出现的西域治理人物、事件、关系相互间紧密联系,不断推动和形成以军事制度为主的制度回应。在这一历史阶段,西域治理历史人物、治理事件和制衡关系重现隋唐治理西域的场境。以军事制度主要代表的羁縻府州制度、都护(督)府制度、军镇屯戍制度形成基本的制度回应,成为隋唐时期西域治理主要制度的组成部分。     

朝鲜高丽时期文学中的杜诗

朝鲜高丽时期 ,随着汉文学的进一步普及 ,杜诗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方面都成为了高丽文人学诗写诗的重要典范。高丽文人学杜诗不仅学其精湛的诗艺法度 ,而且还注重考究其审美把握和营造意象的门径。从而 ,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和注疏杜诗的工作应运而生。在这种氛围中 ,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手法影响了整整一代高丽人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时期朝鲜的对韩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逐渐发展为冷战。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朝韩关系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波三折。双方由最初的对峙到后来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的出台,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双方存在的严重的不信任和祖国统一方案中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朝韩关系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特别是朝韩双方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带有深深的国际烙印。直到冷战结束后,才为朝韩关系的改善和双边政府高层会谈创造了条件。     

中国边政研究的力作《安西与北庭》

本文评价薛宗正著《安西与北庭》,将唐代西陲边政研究纳入中国通史的轨道,并上升到文明冲撞理论的高度;考证细密;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朝鲜历代汉诗概观(2)

高丽王朝仿效中国开科取士,开办书院,复设国子监,派遣生徒留学中国,甚至规定文臣每月上诗三首,赋一篇,其汉文汉诗大为普及,存世的诗文集多达二百多种。高丽时代的诗社有“海左七贤”等,并称有“丽末三隐”等,最重要的诗人则是李奎报和李齐贤,一向被誉为高丽文学双璧。     

后金时期满族与朝鲜的贸易

在满族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对外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派阿敏出征朝鲜,强迫朝鲜与后金结成"平壤之盟",其重要目的就是建立起与朝鲜的贸易关系.满族商人前往朝鲜王京进行互市,交易到大批急需的各种物资,朝鲜商人也从贸易中赚得丰厚利润.后金与朝鲜的边境贸易虽然并不理想,却为后来两国边民的定期友好互市创造了条件.     

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

中朝边界自渤海、辽、金时期起 ,至元朝初年相对稳定 ,基本稳定在朝鲜咸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中叶以后 ,元帝国国势衰落。高丽王朝、李氏朝鲜乘机极力向朝鲜半岛东北部扩展领土 ,中朝边界迅速北移     

汉唐时期西域生态环境与屯垦开发研究

西域屯垦的兴盛与西域气候、生态的变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全球气候状况的周期性变化,西域气候、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深刻地影响到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方式。汉唐时期西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发展兴盛。但同时由于西域气候的阶段变化和屯垦的时兴时废,给西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点,有着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隋唐时期陆路交通、大运河和海外贸易线路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在其影响区域内成为焦点或核心,与腹地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带动整个区域繁荣发展。     

隋唐五代的林业官制

隋朝创立新型职官制度,唐五代承之,虽因时损益,仍以三省六部诸寺诸监为其行政中心。其中尚书省户部(本司、度支司)、工部(本司、虞部司)分掌营林与利用之政令,属于林业政务机关;司农寺、将作监、少府监及其所辖有关的署、监分掌劝课农桑、竹木种植、材木采伐、薪炭供应、园林管护以及木工技巧等具体事务,属于林业事务(职能)机关。而后者并不隶属于前者,却须仰承前者之政令,显示了隋唐五代林业官制既分散布局,又集中指挥的重要特点。     

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的渔业

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具有丰富的水资源,鱼虾分布广泛,品种繁多.在捕捞野生鱼类资源的同时,皖江地区的人工养鱼技术也有发展.随着捕鱼业与养鱼业的发展,渔业在本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不但扩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朝廷的贡鱼区,还有力地促进了本区渔业经济的商品化进程,为元明清以降本区渔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     

隋唐五代时期的林业法制

“令”是现存隋法的基本形式，也是林业法制的基本形式。“弛山泽之禁”、“均田”、厚偿运河植树等规定，皆以“令”的形式表达。唐法律、令、格、式、格后敕并行，不少条文涉及林业，但与田制配套的植树规定则因田制变化在唐前期与唐后期显著不同。五代十国基本沿袭中晚唐的林业法制，但有其值得重视的特点，如后周、南唐、北汉视林业为生存发展之所需，一些规定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促使士族逐渐出现了官僚化和中央化的倾向。然而士族在官僚化和中央化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个地方化的过程。对隋唐时期有关居于乡里的赵郡李氏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发现隋唐时期士族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主导权,而这正是造成唐代河北地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与洛阳的渊源

独孤氏是北朝隋唐时期重要的姓氏之一,曾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如独孤信、独孤永业、隋文帝独孤皇后、独孤及等。前人对独孤氏祖籍问题并没有全方位综合性地加以研究,几乎都仅仅停留在史书记载上。独孤家族与洛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目前居中国第四大姓的刘姓的一部分,也是由独孤姓演变而来的,他们的祖籍应是河南洛阳。文献对独孤氏的记载多有谬误。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