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思想探究——以《孟子微》为中心

本文分析了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的人性论思想,得出康有为"人性层级理论"与其"人人皆平等"的政治理论间的矛盾;他独具特色地将人性论与其"三世进化说"相联系,可以视之为其缓和矛盾的努力,但亦存在诸多问题。康之"命论"可较圆融地回答上述问题,但这与其"自由平等"的政治初衷亦存在张力。可知,康有为的政治学说建立在其人性论上,其人性思想则为其政治理论服务,这种"以外注内"的理论构建方式尽管有其现实意义,但也不免存在些许问题。     

制度伦理与制度“善”

制度伦理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制度伦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伦理化",也不是什么"伦理的制度化",而是对制度的伦理分析。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对于制度"善"的伦理思考,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基本与非基本制度相统一的立场,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     

善观与善游——孟子与庄子视界中的“水”

水在儒道两家哲学中都是一个重要意象,从形下之水超越而为形上之水,它便与人性相关.在孟子哲学中,水之“就下”本性象征着人性的“向善”趋向,水与世界的整体关联证明了人在社会中向善的必然性.在庄子哲学中,人与水的关系验证着人之本性的状态,人与水的合一是逍遥游的表现.孟子与庄子对利与物的拒斥,彰显人之本性的理论合理性,但与人类历史的相悖也说明他们的理论需要重新检讨.     

孟子“性有善有不善说”的社会意义——兼与荀子、黑格尔比较

伦理学的基础是人性论。在我国历史上 ,孟子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人性论的学说。“孟子道性善。”〔1〕(《滕文公上》)“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1〕(《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说” ,主张人性是善的 ,是无有不善的 ,它影响了儒家主流两千多年。导人向善 ,其功甚伟 !但仔细分析其理论 ,又应把他的学说正名为“性有善有不善说”。一他说人体有六官 :口、目、耳、鼻、四肢、心。“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臭也 ,四支之于安逸也 ,性也。”〔1〕(《尽心上》)心之官与上面的五官不同 ,“心之官则思…     

试论“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

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作为相对存在的法治理念和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法治思维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发展。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对平庸的恶予以有力扼制,使法治的善得于全面弘扬,将有助于引导和推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试论老子之“善”

作为一个概念,老子"善"是对利物不争、不分疏万物、超越形名制度等行为及其结果的价值判断。在具有伦理判断的名词"善"或"善者"中,老子明确界定"善"是像水一样利物不争的属性,具体包括治理者对敌对方的果而不强、不分化万物、超越形名等行为,此为老子"善"之首义。形容词"善"之工巧高明的含义表明了治理者利物不争、不与万物对峙、超越形名等行为的对象性特点,使主体获得难以用理性说明的幽玄神秘的境界,此为老子"善"之独特性。工巧高明的行为亦具有伦理价值判断意味,老子"善"的独特性相通于"善"之首义。"善"亦可作副词"善于"讲,修饰治理者利物不争的行为。"善"还可作动词,具有以之为善、推崇看重之意,围绕的仍是治理者不分化万物、利物不争之行为原则。"善"是对道或接近道之利物不争等行为及结果的价值判断,亦是对德之一即玄德的颂赞,体现了老子的价值观。     

文学批评的无我思维与有我思维

文学批评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因而能够成为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以文学批评思维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思维学,是一门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是文学批评方法学与思维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兼具文学学与思维科学的属性,而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批评),则最终决定它的本质是一门文艺新学科。文学批评思维学是研究文学批评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思维过程和思维类型的科学。本文系文学批评思维学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主体思维的个体思维角度论述文学批评的无我思维与有我思维。     

从“善人”谈到“清官”

在旧社会,常常有些地主老财被叫做“善人”,例如什么张“善人”、李“善人”、王“善人”,等等。地主老财明明都是剥削、压迫农民的,为什么他们中还有人享有“善人”的名声呢?原因在于,他们从榨取农民的血汗中,抽出微不足道的一些钱,搞什么施米粥、舍布衣、修“善堂”等所谓“慈善”活     

论“无人为恶”与动机善

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客观的道德评价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道德评价中对动机的评价占有重要地位。动机具有主观性、内隐性的特点。思想史上"无人为恶"的观念主要是基于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与自我评价。对动机的善恶评价还必须有社会评价;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和统一什么是善、善的标准等问题。善是善和善的事物的统一;善的标准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科学、准确地认识善和善恶评价标准,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人生社会阅历,在实践中我们就能对动机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对行为善恶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整体性”汉语思维与“个体性”英语思维对比分析

文章从英汉两种语言书面语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分析汉语思维与英语思维的一个显著差异,即“整体性”与“个体性”差异。分析两种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差异对了解两种文化、学习两种语言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论“象”与“象思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内在感知之象,把握某种小宇宙整体内涵的气象或意象,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体之象等等无限丰富的层次。“象思维”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象的流动和转化”,即象在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运动。“象思维”正是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以达到与大宇宙整体之象或“道”一体相通的“把握”。概念思维是以对象化和规定性为前提的思维,它所启动的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对于创造现代文明功不可没;但是,当人类在运用概念思维取得巨大成功时逐渐将其绝对化或异化,以致唯科学主义与唯技术主义思潮酿成科学技术的失控。提出“象思维”的研究,在于揭示“象思维”的合理性,确立其在思维活动和发展中的本原地位,修复由概念思维绝对化或异化所切断的人与自然一体的纽带     

摩尔“善”的不可定义

千百年来，“善是什么”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富于哲思的伦理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出了关于“善”的定义，但是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全面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出究竞什么是善。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也从探讨“善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找到善的定义。但是在经过详细阐发与分析，并批判地指出自然主义学家们所犯的谬误后，得出“善是不可定义的”的结论，从而开辟了“元伦理学”的新局面。     

老来善做“翁”

人到老年,退归林下,人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里程。这个时候,老年人可以从做不同角色的“翁”中。点亮自己的暮年。     

“善”究竟是什么？

本文界定了善的概念,讨论了善是否可以定义。作者认为,善可以分为形而上之善和形而下之善两大类。尽管善难以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善的观念和善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我们凭借直觉和理性不仅可以辨别善恶,而且可以描述善的种种属性和特性。     

“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

“乌托邦”无疑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所诉求的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是人类理性使然。理性的变式不仅为我们记录下了不同样态的普遍伦理, 而且使道德哲学呈现出从形而上的论证转向一种后形而上论证的发展趋向。     

“三言”与庄子象思维

由于言不尽意,古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庄子以"三言"敞开了一个无比丰富的"象"世界.寓言"藉外论之",以虚构和传说之"象"来阐发义理;重言借古喻今,通过历史人物以"象"言"道";卮言"和以天倪",以不停运转回旋之"象"来"得其环中".庄子以"象"言事,借事寄意,实为象思维之集大成者.     

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撰《存疑杂著》,异于周、程、张、朱、陆、王等人阐释哲学理念间关系的＂二分＂式思维,主张哲学理念间的＂圆融＂与＂统合＂,开显出以＂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理学家的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