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室主要祭典概述

概括日本现行宪法第一、四条可以看出，天皇是日本国统一、国民团结的象征，在国家事务方面只能采取形式上的、礼仪方面的行为，回顾日本历史，随着各时代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天皇的地位和权威有起有落，政治实权也时增时减。但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代表日本国形象这一特征却是自确立天皇制度以来始终如一的。这不仅是政治、法律方面的问题、同时与文化领域也有密切联系     

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确立及其存续的原因

日本战败投降后 ,根据战后新宪法 ,天皇成为没有政治实权的国家的象征。导致象征天皇制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天皇和皇室努力与国民接近 ,统治集团极力维护和强化天皇权威 ,广大国民长期以来对天皇的崇仰感情是其中主要因素。     

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原因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原因主要有三:1.自古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迷惑力和更久远的影响力,它没有因为日本国的战败而彻底动摇,这是历史心理方面的原因;2.二战结束时,美蒋特别是美国出于反共需要,不但没有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余孽,而且有意加以保留.这就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种下祸根,此乃最主要之原因;3.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和潜在军事强国地位的确立,重新燃起他们再度称雄的野心,使之有恃无恐地活动起来,这是现实方面的原因.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论日本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实质及其现代意义

战后天皇与神道并存的神社神道之象征天皇制,其灵魂载体神社神道的存续,为其在本质上的实存提供了绝对根本的保障,令其天皇之“神性棱威”之“象征神威”于战后仍“绵延不绝”,威力无穷,影响至今.其不仅是暮府时代象征天皇制的本质翻版,更是近代国家神道之军国主义天皇制的本质灵魂的传续与翻版.因而,战后象征天皇制仍是日本军国主义之源泉与温床,其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并以此为其本质必然归属;亦为战后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及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阴魂不散之最深层的精神源流与最深刻的内在原因.     

论日本天皇文化社会功能的二重性

天皇文化是日本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典型本土文化，它的存在与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日本民族创造了天皇文化，天皇文化也塑造着日本民族。正确认识日本天皇文化的社会功能，是了解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等诸方面问题的关键。     

日本汉诗《渤海入朝》考辨

关于日本平安时代汉诗<渤海入朝>的作者、写作时间、写作缘起等,历来有不同的推论.本文确认,此诗作者大伴氏上乃日本嵯峨天皇至仁明天皇时之廷臣,与圣武天皇朝之犬养并非一人;其诗写作时间,乃在嵯峨天皇弘仁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间,而非日本天平十二年十月;其诗并非赞扬唐与渤海之亲密关系,亦非与渤海聘日使之唱和,而是因闻渤海国使王孝廉到着而献给天皇的颂诗.     

刍议日本传统文化之精神特质与历史功能--兼与中国比较

明确区分了通常被人们混为一谈的日中两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涵.认为日本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独特的民族主义色彩,极易把握随世界形势的骤变而来的重大社会发展契机,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弹性"和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这就使它将近代的日本引导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大不相同的道路,并形成为两国现代化的不同文化底蕴.     

日本天皇制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本把天皇作为本国皇帝的称号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制。日本天皇制大体上经历了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历史阶段.古代天皇制时期,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君临天下,但是,后来大权旁落到近臣乃至幕府手中。近代天皇制发展成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当代天皇制则变为象征制.     

日本民众盲从战争的原因初探

本文就国内学界无人问津的部分日本民众盲从战争的原因进行尝试性探讨。作者认为,驱动部分日本国民盲从战争的因素有3个方面:(一) 自古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左右;(二) 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三) 连战连捷的对外战争对国民心态的直接影响。     

日本天皇观的民族主体性特征——以天皇观对外来思想的受容和排斥为中心

"天皇"这一提法虽然在7世纪才正式产生,但是天皇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民族思想特征在日本本土却早已产生。天皇观在其形成过程中,自然受到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思想的影响,由于受当时的政治因素、社会思想意识等制约,天皇观也表现出受容和排斥等多重方式。从圣德太子时代对儒教思想的大量吸收到江户时代的大力提倡,明治维新以后转向对西方立宪政治思想的引进的过程中,天皇观都表现了其自身极大的灵活性。正是基于这一灵活性,天皇观才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成为贯穿日本民族政治主体的核心思想,从而保留了它的主体性特征。对这一主体性特征的具体和确切的把握,对研究日本民族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论日本天皇裕仁与侵华战争

按二战前的日本宪法，天皇裕仁为国家元首，并为陆海（航空部队分隶海陆军）军大元帅，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裕仁始终参与其事，是积极的主谋者。东京审判时，因美国庇护免於受审追究战争责任。     

帝掬昆仑雪,置于扶桑东——日本历代汉诗概览(1)

日本汉诗是中国古诗流播海外衍生出来的一大支脉.日本汉诗诞生于天智天皇时代,其后一千多年的日本汉诗史被分为王朝、五山及战国、江户、明治后四个时期.天智天皇时代起,及整个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这五百余年被称为日本汉诗的王朝时期.<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汉诗总集,多临摹之作.平安之初,相继出现了三部汉诗总集,即<凌云集>...     

试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在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寥寥两语,宣布皇统不可动摇性和天皇为现人神。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道》一书中也说:“日本与外国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日本天皇是家族的父亲,部族的族长,并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成为国家的君主。从国初以来,国祖的子孙就一直君临国家。我们姑且不谈日本统治阶级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用意,但是,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统治地位的确是始终存在的。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探讨这个问题似乎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民族的和政治的特点。本文拟对天皇神统权威的由来及其万世一系“统治”的实质与原因进行历史的综合的分析。     

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在与二战有关的日本影视资料和文字资料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看到诸如天皇万岁,为天皇＂玉碎＂,大日本皇军等相关言论和记录,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奉行＂皇道＂（即＂天皇以仁德治国之道和向世界宣扬皇道＂）的事实。可以说,那时的日本人把天皇看成神,无比尊贵,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无处不在!那么,日本近代的天皇制是怎样形成的呢...     

最近日本历史研究的动向和历史唯物论

战前,日本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关于天皇专制主义制度统治下,畸形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的分析,因此,欧洲的现代化一直被当作衡量日本畸形发展的尺度。例如,平野义太郎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一书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典型是法国革命,而日本尚未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山田盛太郎在《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一书中认为,日本是军事性的半农奴制的资本主义,这一看法是参照了英国早期     

皇室·反战·神道:吉田茂的皇国史观研究(下)

吉田茂的皇国史观包含着皇室中心论、天皇无罪论、否定对美战争论、神道观等内容.吉田茂的这种历史观不是战前日本皇国史观的简单承继,而是有新的发展,如象征天皇制下的皇室中心论和新时代的国家神道观.战后50年代吉田茂的皇国史观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历史观,影响至今.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     

皇室·反战·神道:吉田茂的皇国史观研究(上)

吉田茂的皇国史观包含着皇室中心论、天皇无罪论、否定对美战争论、神道观等内容.吉田茂的这种历史观不是战前日本皇国史观的简单承继,而是有新的发展,如象征天皇制下的皇室中心论和新时代的国家神道观.战后50年代吉田茂的皇国史观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历史观,影响至今.     

推古朝改革与中日关系的进程

推古朝(公元592-628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虽然仅仅存在了三十六年,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却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涌现出人们所熟知的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圣德太子,而且由于圣德太子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外交政策、文化方针,使日本历史和中日关系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局面.制定《冠位十二阶》,颁布《十七条宪法》,为在日本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皇权思想和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基础;派出遣隋使,开展平等外交,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开辟了道路;丰富多彩的飞鸟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文化的特点.所有这一切,都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可以说,推古朝三十六年的历史,是二千年中日关系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