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社会资本视域下“村改居”居民社区意识研究——以Z市A社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产生的。同时,传统村落居民在熟人社会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也因生活场所的转变而受到冲击,而居民新的社区意识尚未建立,不利于社区组织运行及社区的自我发展。文章以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指出“村改居”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弱化、互惠规范失序、社会信任不足,极大降低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责任感与参与感,使“村改居”居民的社区意识不足。提出应通过打破居民的社交隔阂、培育新型社区文化、加强社区制度建设来重建居民社会互动网络、构建新的互惠规范、夯实信任基础,从而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密切居民与社区的联结,稳固社区基础,发挥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提高社区组织运行与合作效率,促进社区的发展。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

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支点和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社会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乡村共同体正经历着一场潜在的变迁——由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为两地社会,并面临着由这一变迁引发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共同体"理论,对由传统乡村共同体到两地社会的变迁路径及产生的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小城镇建设、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立农村社会关怀机制、积极学习德国城镇化经验。     

培育社会资本: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与路径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在要求.以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作为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资源,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日益式微,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参与网络赢弱和互惠规范断裂,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构成现实制约.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坚持党建引领、重塑社会信任、拓展参与网络以及加强互惠规范,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升社会资本质量.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社会资本与和谐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基础上的情感、信任、规范等,它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推动人们间协调的行动来提高共同体的工作效率以及共同体内成员的生活工作质量。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和谐社区的建议和措施。     

中国基层社会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考察受到三种社区研究传统的影响。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满铁调查"传统强调的是对村落性质的考察与分析,而海外人类学的研究则试图从村落中透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三种研究传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甚至在研究立场、范式、方法上出现某种融合,形成一种"以村落为中心的方法论"。不过,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悬置了国家的自主性,对于还原或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本来面目以及内在的发展规则可能构成限制。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和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对传统社区的解体和转移 从社区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是传统社区解体、崩溃、转移的过程。 人们原来居住的农村村落,是一种“初级社区”,就是说居住在这里的人彼此都非常熟悉,有些家庭可能世代居住在一起,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居民之间非常了解彼此的情况,交往十分频繁,互相之间常常帮助和关照,人们之间具有很强的感情纽带。这种传统社区,集中反映了所谓“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模式,被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流失及旅游响应措施——以福州鼓岭宜夏村为例

中国的传统村落正在逐渐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乡土文化景观和传统农耕文化基因。梳理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有关研究成果,以福州鼓岭宜夏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景观变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宜夏村的传统文化景观基因正随着农耕文化景观、聚落文化景观、人际交流文化景观、村落治理文化景观和人口文化景观的急剧演变而逐步流失;从休闲农业景观打造、聚落风貌整治、传统社区营造、历史记忆空间保护、鼓励村民回归等方面提出了鼓岭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响应措施。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浅谈历史村落"社区与景区"耦合作用机制 ——以山西省榆次后沟为例

快速发展的历史村落旅游在村落社区发展与旅游开发博弈过程中突显出矛盾复杂化、过度旅游化等问题,因此景区型历史村落作为村民生活的社区,与旅游发展的景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以系统科学的思想构建历史村落"社区与景区"一体化系统,从空间要素、社会功能和组织结构3个方面对耦合系统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以山西省榆次后沟为例探讨同一地理空间范围的景区型历史村落"社区与景区"耦合作用机制,指出后沟古村社区与景区互动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旅游发展弱化了社区功能,景区管理受社区制约较多,景区功能尚不完善,并提出了后沟古村社区与景区耦合发展的建议.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村落文化精英”的重塑——基于鄂东黄村的田野观察

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中切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及其所拥有的文化形式"。本文以对鄂东黄梅县黄村的乡村教师的田野观察为基础,从乡村的微观生活场景中,从农人视野中关注村落教育、关注"传道授业解惑"的乡村教师,分析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希捕捉乡土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培育塑造以乡村教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推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共同体"的解构与重构——由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引发的思考

德国社会思想家F.腾尼斯为概括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贡献了一对核心范畴“共同体”与“社会”,其初衷在于把“社区”界定为基于一个生死相关、守望相助、患难相惜、有无相通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已经衰落。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引导现有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用一种新的机制把他们再组织起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试论国家行为在回族社区形成中的作用——以云南昭通为例

回族村落社区的历史和群体的发展历程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相联系，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国家行为在昭通回族社区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屯垦点、站赤（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立与昭通回族社区和清真寺的建立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国家行为和民间社会处于不断的互动与调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