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

以史学巨擘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惠泽西方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本文阐释兰克史学的贡献、理清其东传的路径、揭示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回响,以此展现这一重要史学流派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

20世纪 2 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引入中国 ;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建构完成。此间 ,受国内极“左”思潮及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历程并不顺畅。总结 2 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不断拓新研究领域 ,加大理论研究力度 ,是 2 1世纪史学理论创新的关键     

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时,既要看到"五四"以来西方史学的传入,也要看到来自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审视苏联史学及其同中国史学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十个方面影响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普及与史学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升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以来百年间的史学理论研究,有成就、有经验,也有缺陷、有教训,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但存在理解不深、生搬硬套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中国史学与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但一度出现"左"的偏向和公式化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思想活跃,但仍然存在深度不够、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遗憾。对这总的史学理论发展历程予以回顾、反思,从而提出今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史学评论散议

虽然不乏有史学评论的传统,但在今天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仍然是一个涉足人数不多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新世纪,史学评论将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评论应成为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予以评判、考量。史学批评是史学评论重要功能之一。史学批评不仅对史学研究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水平高下反映着史学存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促使史学研究者真正建立史学意识。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构想

20世纪初期,史学领域内曾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进行过引人注目的争论。其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从指导理论、学科形态、目标追求、研究体系等不同的层面提出了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构想。在当时,这一理论阐释,其前瞻性和科学性显而易见。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力图摒弃杜撰和编造,从真实出发,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学术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史学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内容、观点上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在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史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也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初步规模。所以,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反映了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史料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过境迁,因其固有的片面因素,它的价值似乎也受到了漠视.本文拟就其提出的具体背景、价值及局限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史学评论:史学研究中不应有的薄弱环节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度,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天,专业非专业史学工作者亦堪称庞大的群体。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人数众多的史学工作者中,从事史学评论者少得可怜,史学评论不能满足史学发展的需要,跟不上史学的发展。因此,史学评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既有迫切性,也有必要性。史学评论与史学的关系可从文学与文学评论得到某种启迪,文学评论尚有“作品多,评论少”之虞,而史学评论的欠发达则更成为史学进步的滞后因素。我们提倡加强史学评论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有许多有待评论之处,尤其是批评性评论的缺乏对史学进步有诸多不利的影响。史学界应当重视史学评论,提高评论水平,使史学评论对史学发展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此外,史学评论的不发达也从另一个方面向人们展示出这是一项前景可观、大有可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