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学视域下的新时期初现代主义论争研究

新时期初,中国文学批评界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论争,其焦点是如何认识西方的现代主义,中国是否能够发展西方的现代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主义写作。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论争实际上演化成了关于中国文学道路的探讨。从变异学视域来审视这场论争,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是如何发生变异与他国化、并进而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品格建构中的。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

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文化特质进行了概述,即节日内涵:以天人合一为"精神植被";节日形式:基于农历的"可视化"社会生活节奏;节日活动:民间瓦肆里的"活态文化"。继而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当下困境进行了分析,即节日内涵被"转型"尘封化;节日形式被"商业"快餐化;节日活动被"城市"架空化。最后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给出了具体思路,即节日内涵上,对原生态意义系统进行朝花夕拾,令其成为民族的"精神安全阀";节日形式上,重启农历的"文化记忆"功能,形成新的民族生活节奏;节日活动上,推广民间传统节日体育活动,使其成为传统节日习俗的"活态文化环境"。     

传统节日民俗庸俗化背后的价值观微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消费心理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传统节日民俗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这些庸俗化的节日民俗不仅破坏了节日民俗活动本身优秀的文化价值,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扭曲了普通大众关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取向,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对此,应通过坚持民俗的多元化价值观与主导价值现相协调、抵制物质利益驱动、处理好传统节日的封闭性文化价值和社会开放性文化价值的冲突、强化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伦理建设等,使传统节日民俗活动回归本真的价值内涵.     

言语行为理论与建构主义文学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论争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概念的分歧。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在这场论争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文学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建构主义不是笼统地反本质主义,而是反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文学建构只能是语言的建构,而且只能是一种规约性建构。作为一种资源、一个视角,言语行为理论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开放性、语境性和主体间性。     

反性别本质主义的不同倾向及原因——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道路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模糊两性差异,强调两性之共同人性及承认两性差异,强调女性的特殊性。在长期的论争与批评实践中,西方的学者更多地选择了前者,而中国的学者更易于接受后者。其差异的原因:一是西方的二元对立与中国的阴阳调和对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的"孝亲"观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三是中西文明发展逻辑的差异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文化落差的影响)。另外,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背景也是其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喧嚣中寻找诗歌的路标

经过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的全面冲击和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加上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诗坛的登陆和洗礼,目前新诗写作中的"无标准"和"无难度"问题日益凸现。从"标准"的语义分析入手,将有可能进一步厘清其关于诗歌标准的概念,与此同时,结合当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探讨,将有助于建构新诗标准、寻找诗歌写作的路标。     

传统节日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人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为基础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漫长的农耕社会所培育出来的天人合一、和衷共济、生生不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血缘家族关系与人伦道德礼俗制度。农耕和人伦,是破解传统节日内涵的两个要点。节日是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逐渐形成的,不是某些"圣人"创造出来的。节日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单一和综合之分,但就其起源和内涵而言,大都是基于农时或岁时的需要,在其发展中,逐渐被赋予了表达信仰、尊敬长辈、追念先祖、巩固伦常、维系道德等众多的内容,借着节日活动,使人伦家族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节日发生着嬗变,但节日的核心不会被丢弃和置换。发展传统节日文化须遵循文化规律,坚守传统核心,反对造假"重构"。传统节日的根在民间,回归民间是保护传统节日的康庄大道。     

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

发生在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使胡适蒙垢甚多。本文依据可靠的资料，以历史的眼光，从论争的背景、论争的真相、论争的影响、以及被误解的原因，重新审视和评判，可知：论战双方尽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的分歧，更不是青年胡适有意“挑起”、旨在阻碍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它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摩擦的必然反应和一种表现。     

假想防卫的范围探讨

我国刑法学界对假想防卫的存在范围的认识是有分歧的 ,假想防卫与防卫不适时、防卫第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假想防卫与刑法中的认识错误的相互区分等问题 ,学界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文章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探讨 ,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假想防卫的范围探讨

我国刑法学界对假想防卫的存在范围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假想防卫与防卫不适时、防卫第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假想防卫与刑法中的认识错误的相互区分等问题，学界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文章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探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现代性身体观的神话学反思

身心二元对立的观念往往被视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分歧,东方思维注重整体性,而基督教主宰下的西方文化则更强调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从神话学的视角返回到各自的思想脉络之中,可以发现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念更多是现代性的结果,与启蒙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从神话学的角度整合研究不同文化中的身体观对于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 20世纪初期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中,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并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情形下出现的一次重要论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这次争论进行审视,进而认识到这次论争的社会功能,并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三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文化实利主义倾向的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地域性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利益长期成为地域文化论述的主导性动因,此类成果大多视界狭窄、学理性严重不足。我们认为,地域文化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人地关系,二是地域差异与文化共同体的关系。前者涉及地域文化的历史生成,后者涉及地域文化的理论定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基本上被各地自然环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传统限定;所谓的地域文化差异则是中国文化"体同"基础上的"异",历史上关于中国文化的南北之争及更加细化的文化辨异,大体脱不了原乡人自我论述的背景。     

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路径选择

传统节日是活的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结晶,近年来关于传统节日文化淡化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传统节日、促进传统文化发展的实践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本文从传统节日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着手,提出了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路径选择。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     

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开发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德育功能探究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中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从不同侧面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节日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与德育价值,这些思想和道德观念是通过一系列仪式与活动呈现出来的。因此,应深刻认识到传统节日文化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并充分挖掘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使其内涵的审美和德育功能得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