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学思考

现有各种户籍制度改革理论大多基于对户籍制度内涵与外延的扩大化理解,把本来只具有行政法属性的户籍制度泛化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从而给户籍制度改革带来思想障碍。科学定位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该从法理学层面探讨户籍立法的价值取向。平等、自由、秩序、效率,是户籍立法价值取向的多个取舍目标。如果把平等作为目标,会使户籍制度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实现迁徙自由、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这两个价值目标,现阶段还不具备可行性。提高户籍管理的效率,维护社会秩序,应该成为现阶段户籍立法的价值追求。构建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律框架,需要我们根据国情,以秩序、效率作为户籍立法的价值取向,调整户籍制度的内部结构,理顺户籍制度的外部关系。     

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为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于城市居民的观察视角。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者构建了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的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市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态度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暗示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城市居民同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隔和心理区隔可能互相转化,并有可能对后续的户籍改革造成阻碍,这提示我们为了获取大多数人对户籍改革的共识,城市居民的态度不应该被忽视。     

Market Transition,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job mobility patterns of members of society in a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 power of different labor sectors to distribute social resources, leading to further differences in their power of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that influence people’s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These forces are strongest in the primary labor market, lessen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workers will leave their jobs an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sector mobility.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changes in the power to allocate social resources have entaile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changes that have been reflected in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ur examination of changing modes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reveals that the structure of urban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as changed from being mainly systemic at the outse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current coexistence of systemic segment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凤凰男”能飞多高:中国农转非男性的晋升之路

本文利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地位等级和地位类别概念来分析男性农转非人口的代内流动。研究发现，他们通常有不错的工作，也更容易获得晋升，但他们在从中级晋升到高级时却处于劣势。此外，除了在专业职称晋升上拥有优势之外，他们很难在行政上获得晋升，也难以在体制外获得高级管理职位。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缺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     

劳动就业政策变革的现实性分析

劳动就业政策的变革,除了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基础相适应,并进行互补性与综合性等相关制度设计以外,还应当具有政治可行性。其中,互补性与综合性主要表现为就业保护与社会保护之间的互补性、消极的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之间的互补性、税收与失业救济之间的互补性、经济性互补与政治性互补之间的互补性等;政治可行性的核心是各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就业保护的政治性支持与租的存在、劳动力市场僵化的政治性支持与失业的自我强化机制、劳动力市场边缘灵活化改革的政治性支持与中位选民的变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税收与暴露效应等是劳动就业政策变革政治可行性的集中体现与决定因素。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探析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流动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形式及家庭因素,其中,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普遍偏低,组织形式以自发外出为主,劳动力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外部因素包括流动劳动力的权益保障、就业压力、子女教育等方面,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和物化--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思想的批评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按照他的分析,抽象劳动包含了物化.他还试图通过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转换来揭示这里所存在的物化关系.这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的误解,又表现了他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角度.他对于马克思的三个弱点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他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不同的视角和目标.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速度趋缓,居所和职业的稳定性在提高。政府部门可以根据这一规律,通过产业调整和布局引导人口流动,重构人口的空间分布。     

企业登记制度的效力与责任

企业设立必须进行登记 ,但我国的企业登记制度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我国现行的企业登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统一 ;简化 ;效力。     

劳动力非永续性转移的经济成因及其创新路径

遵循本文提出的城市生活能力分析框架,在转移成本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即期城市生活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可持续性工资收入瓶颈、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等成本收益的双重约束下,劳动力的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很低,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形式,但这显然不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理想模式。为此,本文提出,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是一种可行的次优路径。当代劳动力“两栖”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其子女的代际转移提供非人力财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维的原始动力。同时,必须为代际转移的顺利实现辅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当务之急是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率先市民化提供一揽子的政策举措。     

Market Reform and the Widening of the Income Gap

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认识。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主要特点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加以细致实证分析, 对一些模糊认识加以澄清。本文认为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传统计划 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新形成的有悖于市 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 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 配不公的最重要因素。

关键词: 收入差距?改革?城乡?中国

In the course of marketization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a trend for the income gap to become ever wider. Some people have mistakenly attributed the gap to market reform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asing income gap to clear up such misunderstandings. We believ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widening of the income gap and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herited from tradi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newly emerging systems and policies driven by departmental and local interests that run counter to market laws; lack of government action on gaps or distortions in the market; insufficient capital regulation and labor protection; and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北平市整顿粪业研究--以1936年为核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从加强市政建设、改善公共卫生出发,着手改良公厕、整顿粪业,1936年在卫生局下成立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和北平市处理粪便事务所,进行粪道登记、发放粪具、整顿粪厂等措施的改革。整顿措施因触及粪业者利益,粪业者采取不登记、游行、密谋集会等形式反对,委员会及事务所联合卫生局、公安局动用行政力量逮捕带头闹事者,雇佣临时夫役,同时携手北平市银行为无力缴纳费用者申报小额贷款,最终以发放新登记证肯定粪道所有权的形式结束了粪业整顿。1936年粪业整顿彰显了政府公共职能的增强,发挥了粪业团体的功能,但最终以妥协告终也体现出整顿有待完善。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上述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北京市的集体户人口比例已高达 12 % ,并且在家庭人口中外来人口比例也从 1990年的 2 %急剧提高到近 12 % ,这些重大变化在对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户变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时均已不可忽视。本文计算了不同口径的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水平 ,还揭示出近年来北京市家庭户规模的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仍是少儿比例的不断降低。本文还从年龄别、户主率和户居类型比例两个角度揭示了家庭结构变化和家庭养老功能 ,并且特别比较和分析了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异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人口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制度认可的新市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即使户口状况相同,"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的结果显示,"农转非"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且歧视程度随着分位数的变化呈现倒U型趋势。同时,"农转非"人群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歧视降低了自致型"农转非"人群相较于城市原居民的禀赋优势,而外致型"农转非"人群则面临人力资本劣势与就业市场歧视的双重压力。     

社会主义本质与人类劳动的完善化发展

改革之前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之后的认识进深一步 ,开始联系生产力认识社会主义的涵义 ,但仍未能超出传统理论的既定框架。对此 ,必须深化对劳动的认识 ,才能在现时代内在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表现为要展开对人类劳动发展的全过程的认识 ,从原始社会劳动起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人类劳动的发展变化 ,从中把握劳动的整体性和常态性 ,认识到劳动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认识到自起源至今人类劳动的不完善性 ,由此即可合乎逻辑地推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劳动的完善化。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2010-2030年我国劳动力供求的预测和管理

文章以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缺口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运用创新性研究方法,对未来20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大致的预测.经过测算,未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0％以上的局面将会维持到2020年左右.针对这一状况,笔者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缓解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扩大劳动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