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Logic：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hn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广义论证概念扩大了逻辑家族成员,使之包括现代文化之外其他文化的逻辑,对阿赞得（Azande）人的田野考察报告,以及中国古代逻辑和佛学逻辑的研究成果,从描述的角度为“逻辑相对于文化”这一命题提供事实根据;采用演绎论证作为元方法说明现代文化中的逻辑和其他文化的逻辑在现代文化中的译本具有文化相对性;借助民族志和历史学研究成果说明其他文化的逻辑本身也具有的文化相对性;通过语言博弈和生活形式概念说明作为元方法的演绎论证同样具有文化相对性。     

文化存在论的先验基础及其思辨逻辑

文化哲学一直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关于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即关于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存在论的设想.文章从文化存在论是文化哲学的基础理论这一基点出发,探讨了文化存在论的观念、先验基础和内在逻辑等三个重要问题.     

现代化的文化困境

中国文化上的两难困境 ,即传统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在文化学上的深层意蕴也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进化主义的对立。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现代化 ,而且还包括文化的现代化 ,而文化的现代化实质上也就是人自身的现代化。要走出这一困境 ,我们必须超越旧有的思维方式 ,才能实现现代化观念上的真正转变。     

China and the Remolding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The life cycl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s not actually a process of emergence, diffusion and internalization. As is shown by the logic of argument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logic of process- oriented constructivism,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may take another approach, one of origination, diffusion and remolding. Through dialogues on norms, discourse critique, self-remolding and other means, China has enriched the practice of remold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with a human rights theory centered on the right to survive and develop,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approach and new angle of vision that allows non-Western countrie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monist approach of norm development.     

文化哲学的意义:文化模式的变迁与历史发展

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文化危机,正是对这种危机的深刻反省,促使了文化哲学在19世纪兴起并在20世纪兴盛。文化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哲学未来的发展形态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从传统的自发性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自觉性文化的转变,如果没有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习俗传统、生活方式和存在样态的彻底革命,现代化是不能完成的。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1、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2、对马林诺斯基功能理论偏颇的修正;3、提出“心态”概念和“文化自觉性”观点;4、应用类型比较的田野研究方法。     

论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文化力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也成为展示民族历史、精神的窗口,更成为在国际商业市场竞争的新领域。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文化产业中的不利因素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寻求合适的发展策略。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中国单位组织中何以未能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解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认为,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已为研究中国单位生活中真实的行动及其制度再建构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对该理论的若干假设进行修正,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特定的行动理论即本文旨在建立的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理论。本文的论点是,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透过这一逻辑进程及其引致的后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

2 0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处于一种背反和自我冲突的境遇 :繁荣与危机并存。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轴心期”的理性文化精神框架在 2 0世纪一方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 ,同时也清楚地展示出自身的局限性或极限 ,因此 ,存在着人类精神新的、重大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的重要标志是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觉是我们理解 2 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深层内涵的核心。实际上 ,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焦虑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 2 0世纪的文化危机一方面引发了以 196 8年的“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自发的文化反抗 ,另一方面使文化批判成为 2 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主题之一。在 2 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谱系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丰富的主题为我们全面理解 2 0世纪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现实的摧毁与理想的建构--卢梭政治哲学方法论简论

卢梭以先验理性主义为指导 ,运用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方法 ,提出了以“公意”为基础的契约理论 ,体现了摧毁与重建的方法论思想。卢梭政治理论本身是一贯的 ,但理论与实践之间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先验理性的范导功能被约简到建构功能之中 ,从而使得价值的关切压倒了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国际贸易的文化解读

文化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内生要素,把握国际贸易需要从文化视角进行解读。商品是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体,国际贸易实质上也是商品文化价值的交换过程;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根源和依据;文化比较优势是推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发展的现实动力。这一研究为我国新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启示。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维权背后的农民行动逻辑

本文通过对上访维权事件发起过程的解读,对农民行动的逻辑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维权行动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看似怪诞,却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村庄舆论在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阻滞效应与转型——立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背景下的讨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进不仅意味着东北地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时还伴随着东北地域文化模式的转型。而东北地域文化模式中的制度性依赖、外来性促进和官本位的三个特质对东北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阻滞效应。理论上认清东北文化模式转型内在机制,加快东北文化体制改革,建构东北地域文化转型的制度推力对于我们制定东北文化战略,选择改造东北地域文化的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本文讨论周黎安“行政发包制”一文的研究风格和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意见和建议。在周黎安模型基础上,笔者针对效率与统治风险的目标冲突,提出了执政者在集权与分权间抉择的一个模型。最后,将“行政发包制”这一治理模式放在帝国逻辑的大历史背景上讨论其定位和意义。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基于一个动员框架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运动案例,本文分析了主导运动前后两个阶段的动员框架及其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框架转变源于社会运动领袖的策略性选择,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动员框架与运动所处的宏观文化情境之间的微妙联系。具体而言,第一阶段的动员框架使用了文化情境中的边缘价值,动员效果并不理想;第二阶段,社会运动领袖对动员框架进行策略性的调整,将其与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靠拢,在动员取得突破之后,又将边缘价值带回动员框架。随着运动的扩大,这些边缘价值被广泛传播与推广,并在运动之后延续下来,重塑了文化情境。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基于历史的审视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包括四个有机关联的组成部分,它以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为对话平台,以对组织理性的检讨为逻辑起点,以对组织目标被个体利益虚化的观察为逻辑进程,以对官僚制伦理背叛和僭越民主价值的反思为逻辑归宿。从学科研究来看,官僚制反思和批判的演化是行政学学科成长和成熟的典型缩影;就行政实践而言,反思官僚制的深化和推进又是特定社会背景和文化风貌塑造的产物。     

文化传媒精品的大众市场与政府供给效率

文化与传媒市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中位置日益提高,文化传媒产品对大众的素质教育具有很好的正外部性。本文对我国的文化传媒市场进行了效率上的分析,并提出了今后可行的文化传媒市场的发展战略思路。     

仙界方七日 人间已千年——古代游仙文学的相对时空观

在中国古代的游仙文学里存在一个古老的信仰,当人进入一个特殊的空间(如仙境)或神圣容器(洞窟、葫芦等)时,和人间相比,时间的流速会变慢,正所谓"仙界方七日,人间已千年".于是许多游仙文学以之为吟咏对象,形成"沧海桑田"和"地久天长"两个意象.追溯这一时空观的来源,与道教徒的修炼生活有关.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