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康德、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理论

法国大革命奠定了"个人自由"原则,俄国革命奠定了"社会公正"原则.本文结合两次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比较政治学视角入手,对比考察了卢梭、康德和马克思的政治学说,由此历史地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人的社会"、"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等.     

卢梭与康德伦理思想的比较

康德深受卢梭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继承和发展,而是表现为震撼和挑战。卢梭伦理思想以情感作为最终的根据和基础,而康德则把道德严格地建立在人类的理性能力之上。但是,卢梭和康德的伦理道德观念无论其具有多么大的差别,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在他们看来,道德责任的担当者乃是作为个体的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无需他人的确证。     

卢梭的问题康德的回答——重思康德先验伦理学的动机

康德伦理学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回应卢梭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为启蒙辩护.通过回应卢梭对资产者的批判和建构"公意"的努力,康德伦理学第一次无矛盾地表达出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善并非自然,它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则要取法于普遍性,人借助于普遍性摆脱了自然的监护,从而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扬启蒙是社会和道德的进步.     

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

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康德以理性批判为基础,实行道德哲学、知识学的分离,批判了以理性解决道德问题的启蒙理性主义道德观;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态度,将善的意志确定为道德的基础,批判了启蒙现代性道德对人性的破坏;通过意志自律追求道德理想国的实现,批判了以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自由观。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对现代性道德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人的先验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未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卢梭“悖论”与马克思“人的解放”

启蒙思想家卢梭最先洞悉到历史性形成意味着对个体主权的侵毁,试图采取一种远离社会现实从而使人们重返"自然"之"善"的做法来克服历史进程中的道德堕落,并以此恢复个体主权,实现人的自由。然而,由于卢梭没有找到道德堕落的根源,也没有正确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也就无法真正打破缠绕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卢梭的历史性"悖论"表明,他只关注到历史进程中的"消极因素",而没有看到它的"积极成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历史性"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人的解放"便无法实现。     

康德世界公民思想的四个焦点问题

在当代西方关于世界公民主义的研究热潮中,康德的世界公民思想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来源和根据。但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康德的世界公民思想本身也产生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学界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对康德世界公民思想的争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关于世界国家(世界共和国)的理想、世界公民法(权)理论和世界公民的爱国主义。对于康德世界公民思想焦点问题的争论表达了对康德思想本身的挖掘和延续,也是对当代世界公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深入研究上述焦点问题是当代世界公民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     

“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老子、康德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老子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均具有较强的先验和形上特征,二者在哲学进路上呈现多处分合之处。在本体论、实践论和目的论上二者均指向先验理性,在具体的逻辑依据和道德理想上又分别指向了"自然律"与"道德律"。无论是老子之"道"还是康德之"上帝",在最终道德实践上都是不可到达的,"自然律"与"道德律"的二分法带来了"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黑格尔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角度提出了"道德律"与"自然律"之间"被设定的和谐",实现了从道德形而上学到道德辩证法的转换,也为我们指明了"和谐伦理"之路。     

杜威在西方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和马克思的比较

在西方哲学史上,明确提出自己在哲学上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有康德和杜威。康德的革命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对笛卡儿以来的自我(主体)中心论作了重要改革,使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获得了一种较完备的形态。杜威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总结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哲学,揭示了认识论转向后形成的康德等近代哲学的片面性,明确反对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代之以自我与环境、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等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人的经验、生活、行动或者说实践,在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杜威由此明确地论证了西方哲学的实践的转向,比康德的革命具有更为进步的意义。杜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二者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存在原则性差异。     

共同体与自由：在马克思与卢梭之间

自由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为现代民主时代确立了基本的理想。无论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它们分别为自由和共同体理想提供了自己的独特理解。作为共和主义的杰出代表,卢梭基于形而上学二元论范式构建了一种联合个体意志的道德共同体,试图克服国家作为异己性的存在工具,实现个体之间的价值认同和自主性自由,使每个个体获得自身存在的根基。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扬弃了卢梭所诉诸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范式,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建构了联合起来的个体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自由人联合体。面对时代共同的困境,诸如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以及现代人的异化生存境遇,马克思和卢梭的自由理论都彰显了强大的批判力,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然而,马克思在“现实的个人”与“社会存在”之间构建了一种本质性联系,赋予“现实的个人”一种新的规范性意蕴。相较于卢梭的自由观,马克思的自由观更具现实性和时代超越性。     

卢梭政治哲学的伦理价值向度

卢梭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是从道德的角度探讨政治哲学的主题,从而将政治和伦理融为一体。卢梭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他关于人的肉体本性和灵魂本性的双重设定上,认为人区别于生物的特点正在于人的灵魂本性使之趋向崇高,卢梭由此将设置政府的目的看作是成就好人,并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生活。卢梭政治哲学具内在矛盾,面临着实践难题,由此,必须关注其政治与伦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区别与联系。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科莱蒂论马克思与卢梭

科莱蒂否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 ,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只是沿袭卢梭而没有超出卢梭。本文批评科莱蒂这一错误的观点 ,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与卢梭的思想有质的不同 ,但同时也认为科莱蒂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范围     

自我意识概念: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

康德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我意识概念及其哲学基础,是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康德区分了先验自我意识与经验性的自我意识,认为前者是本源性的,是先决条件.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援引了"他者"概念,将"自我"与"他者"统一于自我意识中,这种自我意识的最终归宿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真正赋予自我意识科学内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批判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将自我意识转向社会实践、革命活动,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高度.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人学语境中康德与马克思的审美文化选择

审美与艺术活动始终指向着人类的现实世界。为此,康德、马克思在其各自入学语境中将审美视为重构人、社会、自然总体关系的价值对策,将审美与艺术活动理解为人的生成、发展和自我发现的历史过程,实现了具有当代性意蕴的审美文化选择。     

德性政治、异化的竞争及其叙事重建——论当前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传播

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不仅标志着现实社会的道德状态与价值评判,而且也意味着传统文化借助现代媒介的当下重建.由于历史语境的变换,社会文化经历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型,电视剧"保存经典"的制作透露出编导对大众文化认知的滞后.现代文化工业产品不以古典艺术为参照,而对现存文化资源的选择性运用,目的在于吁请大众积极参与意义的再生产.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深入探讨交往的哲学意蕴,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助于构建以交往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观,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新理念、新思维.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据.     

先验的自由与经验的自由——以康德和马克思为讨论对象

康德区分自然和自由,把自由看成道德律的终极根据。这是从人心中去挖自由的根子,属于自由哲学的先验进路。马克思把自由王国看成人类历史的终极状态,那是全部人类活动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必然归趋。这是从社会历史中去开显自由的前景,属于自由哲学的经验进路。笔者认为,康德的自由不够先验,马克思的自由不够经验。经验自由并不是一种跟先验自由相脱离的自由,而是实践自由的内容方面,相应地,先验自由则是实践自由的形式方面,二者在实践中不可分割并相互为限。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的批判与超越

康德从实践理性出发,基于自由的道德原则构建其伦理学及政治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否定能动的意识获得的物质基础,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批判了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并实现了对其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