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治理的进路与困境——从“西瓦之争”谈起

“西瓦之争”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一场持久的著名辩论,其核心在于价值取向之争。在西蒙和瓦尔多争论几十年后,新公共治理提出了诸多新概念,超越了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试图以绩效论等弥合两者之间的价值取向之争。新公共治理相比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也带来了关于价值、效率和合法性等诸多问题的讨论。重新思索这场论争,对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的治理之道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从清代礼法之争审视入世条件下中国法律的传统转型

历史上中国法律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 ,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从“礼治”到“法治”的变革 ,最终形成孔子正统和清末礼法之争 ,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制度。清末礼法之争之后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极大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 ,入世条件下中国法律的完善 ,即WT0对中国法律诸方面发展造成的影响和完善可以认为是中国法律的又一变革。     

柏拉图论“诗与哲学之争”的政治哲学思考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批判诗和诗人,引发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认识到,被以诗为主要内容的雅典教育培养出的政客把持着雅典政府,拒绝对城邦真正有利的提议,并对真正有智慧的人实施了伤害。诗是对灵魂与国家统治的败坏。诗与哲学之争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争。诗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城邦中多数人过的宗法生活,与城邦政治共同体密不可分;哲学则代表了一种新兴的生活,是少数人过的追求智慧的生活,与城邦政治共同体必然发生冲突。     

试论文字改革的不同方式——兼谈汉字改革

文字改革有其不同的方式 ,一是文字系统内部的局部改革 ,它指针对某种文字系统的明显缺陷进行的调整和改革 ,这种改革是任何一个文字体系都需要经常进行的 ;二是整个文字体系的改革 ,它将涉及到的是与文字有关的所有领域 ,因而此种改革是需要慎之又慎的。汉字的局部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而整个汉字体系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     

古今之争:春秋乐论的核心问题

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价值领域,对经典的迷恋使任何新出的文学艺术都面临严格检验,也使古今之争成为文学艺术理论史中最尖锐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艺术的古今之争以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为背景,其展开形态为春秋时期围绕音乐形成的新旧、雅俗、俭奢对立.在这一时代,古乐因为代表着伟大的传统而获得权威地位,新乐则因其欲望属性而被视为社会“礼崩乐坏”的破坏性力量,并因此缺乏存在的道德基础.至战国初期,这场争论因古乐的全面式微而趋于缓解,但却开了后世中国艺术围绕古今问题长期对立的滥觞.     

中西医之争与民国时期的西医诉讼案

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日趋激烈,其影响波及到了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从1930年代凸显的西医诉讼案来看,在科学主义话语的支撑下,西医在诉讼案中表现的非常强势.出于自保以及对科学主义话语的反感,中医也积极介入西医诉讼案中,扮演着抨击与质疑西医的角色,对西医诉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医的强势姿态也使得一般民众极易产生抵触心理,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疏离导致了西医诉讼案往往不易息结,在解决上呈现出了与中医讼案截然不同的历史面相.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史”的精神化与“从巫到史”

"从巫到史"是中国文化祛魅过程的重要组成。而在这一普遍的文明进程中出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史"的精神化。"史"经历了"事"、"事"的文本化、以及实在化、精神化的嬗变,最终成为一个精神实体,承担了裁决和指导现世生活的责任,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一种精神导师似的角色,对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建构、人生价值的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孙刘荆州之争中蜀的失误

孙、刘二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联盟,并取得抗曹的胜利。但随着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孙、刘荆州之争已势所难免。由于关羽的轻敌和认识等错误,更由于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失误,蜀不能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致使蜀在荆州之争中惨败。     

从原敬的“减少汉字论”看近代日本东西方文明的撞击

本文以近代日本有名的政治家原敬的“减少汉字论”为切入口,梳理和廓清了明治时期各种日语文字改革言论和明治政府的国语政策,探讨了当时日本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汉字的命运,深刻剖析了日语文字改革言论何以在明治时期盛行的历史原因,凸现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撞击的印记。     

从柳永词之争观“雅”与“俗”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之一。对包括柳永词在内的任何艺术形式的雅俗之辨的首要前提要求论者指出雅与俗范畴的真正涵义及其所持的价值尺度,以此为基础方可勾画出所论艺术形式雅俗的真实图景。雅俗关系的历史特征是传统与嬗变的对立统一。因此能否在新的审美价值论基础上建立审视人类文化与艺术成果的新标准将成为对雅俗价值进行现代阐释的理论课题。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     

《教务杂志》"译名之争"的传播学透视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教务杂志>中的"译名之争".从传播中符码转换的维度考查发现,为了使传播得以达成,传教士大多致力于确认哪一个中文符码更能引起中国人与传教士间共同的宗教(及语言)经验.从传播中学习的维度切入则发现,传教士要想让中国人接受准确的G0d观念,就需要保证刺激→反应结的孤立性,共同经验的存在反而会引起反应的含混.然而传教士也发现,影响学习的其他因素会弥补符码选择的不足.译名争论中的这些现象启发我们留意传播中存在的操控的可能性,这为灵活干预文化传播过程提供了依据.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论国民政府建委会 与交通部关于无线电管理权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与交通部关于无线电管理权之争.建委会获中央允准后,先是加强内部管理,进而由舆论到实践,由国内到国际,向交通部全方位争夺无线电的建设与管理权.然交通部尤其是所辖电政部门并未退让,在全面应对建委会进攻的同时,也多层次地组织反击,给中央造成来自地方与国际的双重压力,最终迫使其收回成命而重掌无线电建设与管理权.这场争夺战,从实质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利益之争,当为建设理念分歧下的路线之争;从影响看,对政权形塑则多为负面,加深了时人和后人对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印象.对国家建设则多为正面,促进了斯时无线电事业的发展,此成为该争夺战之意外收获.     

从中西文化之争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在我国建设新文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国人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其间有关争论,始终没有中断.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与反思,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逐渐由"左"、右极端走向理性和客观.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报告中这一崭新的科学论断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洛杉矶—芝加哥之争及其新型城市化意蕴

洛杉矶学派以边缘拉动中心(洛杉矶模式)发展挑战芝加哥学派较早提出的中心带动边缘理论(芝加哥模式),表明前者代表新经济的分散空间形式,后者代表旧经济的集中空间形式,但后芝加哥学派从当代芝加哥的空间发展情形出发,将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还原为集聚和扩散两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空间组织形式,认为洛杉矶在都会区的整体分散中包含局部的空间集聚,当代芝加哥则是从整体集聚走向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相统一,因此与洛杉矶学派单纯主张分散或扩散的城市形式不同,强调空间集聚在当代全球城市意义上仍然有着更加独特的优势.如果将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分别看作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典型例证,那么洛杉矶—芝加哥之争对广州的启发式叙事就在于,在战略上需要将所辖区域理解为大都会区,既要在全球化中追求中心再造和以边缘带动中心发展,又要在本土意义上追求传统呈现和内生增长.     

从中唐“永贞之变”看韩柳儒法之争

唐代中叶的“永贞之变”,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前后,围绕着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这些根本问题,儒家和法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柳宗元。他力主革新变法,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儒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儒家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