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萨克牧民定居问题

尽管新疆牧民定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受牧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投入等因素制约,牧民定居整体水平较低,牧民生产方式还没有根本变化,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新疆还有16．89万户,60％的牧民仍然处于游牧或定居后有房无地或有地无水状态。本文在对新疆牧民定居水平进行评价和回顾定居进程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牧民定居的经济社会效应,并对牧民定居可能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后果进行了探讨。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新疆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关系比较研究

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实施重点都是在自然生态条件恶劣、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改善生态环境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的。但二者在定义、动因、措施、意义方面又有所差异。牧民定居工程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生态移民的核心目标是应对生态危机引发的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移民的中心任务放在迁出地与迁入地生态环境的建设上,重视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后续产业发展,力求摆脱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牧民定居工程侧重于使定居点成为牧区二、三产业及农畜产品集市等发展的基点,积极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只有深入系统地厘清它们的关系,才能更有助于两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     

四川牧民定居后的增收路径探析

［摘要］四川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已近尾声，目前大多数牧民已住进定居房，定居点的公共设施有了极大改善，道路、水电、广播、电视、通讯等硬件支撑基本都能满足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定居后的产业发展是实现牧民“定得下，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的关键，由于牧区先天区位劣势、传统观念落后、传统产业转型慢等因素制约，牧民缺乏增收致富的渠道，增收难问题突出，这是定居点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     

当牧民定居：来自雀尔沟镇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新疆呼图壁县哈萨克族牧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目前该地区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就牧民定居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己见,认为当地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009年~2012年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建设特点分析

［摘要］2009年~2012年,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在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同时展开,各级政府坚持“政府引导、牧民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使牧民定居新村逐步达到“五通三有一中心”,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作为一项富民安康工程,四川藏区牧民定居是按照“先定居,定居基础上求发展”的建设思路来推进的,具有外生性特点,甘孜州和阿坝州成为这项外生性工程的主战场,在2010年和2011年打下攻坚战,实现“四年任务三年基本完成”的目标。     

夏河游牧民定居社区适应性的现状研究——基于夏河牧区定居新村的实地调查

调查研究发现,牧民在定居地的经济适应状况对牧民的社区适应性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同时,牧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状况、牧民相互间的交往状况。以及对汉语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也对牧民的社区适应性具有一定影响。总之。无论怎样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畜牧业产业化,都要依据自身资源优势,这样才能实现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也会大大增强定居地牧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哈萨克族牧民由游牧走向定居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关键步骤和必然选择。笔者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哈萨克牧民定居生活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探讨,并且提出了加强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集体路径。     

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西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省牧民定居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定居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甘孜藏区的个案研究

目前四川甘孜藏区,提出了“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建设”等发展战略。完成了“帐蓬新生活和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和正在实施的“9＋3免费职业教育”、“农牧区医疗卫生建设”等“三大民生工程”的规划和战略等,对甘孜州整体民生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加强甘孜藏区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牧民定居新生活政策更加完善,发展产业,拉动农牧业发展;牧民定居点效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理论,充分把民族地区优势的物质资源和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结合四川省委、省政府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结合2011年11月中共甘孜州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生态甘孜,和谐甘孜,幸福甘孜”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甘孜藏区新农牧区发展的具体特征和要求,研究完善甘孜藏区农牧区牧民定居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甘南为例

牧区的非平衡发展是产业选择的直接后果。由于定居规模与产业发展的相关性依旧不明晰,造成了区域内各项社会经济改革的滞后。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关联度、牧区经济系统的回归模型、牧区产业发展决策等定量分析表明：现有牧区经济模式下,政府在产业选择方面的控制力强于市场因素;现有牧区产业发展依赖人口规模与第一产业的程度较高,但社会整体效益非最优;甘南州牧民定居规模应当保持适度规模,长期来看,最优模式应加大第三产业投入,通过扩大牧区劳动力市场规模来实现人口定居规模的扩大。     

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

牧民定居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在藏族牧区推行的主要惠民政策之一,但定居的方式、规模等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有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各具特点。牧民定居是个复杂问题,牵涉到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用"生态移民"一言而蔽之。此外,应从多视角具体分析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化,未必像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是游牧文化的终结,相反,可能是一种新的游牧生活的肇始。     

旱灾与牧民的应对策略——新疆阿勒泰草原一个定居哈萨克社区的个案

旱灾已经成为新疆阿勒泰草原气候变化的新常态,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又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在一个定居哈萨克社区中,旱灾与社会脆弱性和经济边缘化之间形成了清晰的因果关系。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牧民发展出了应对旱灾的多元化策略。草原地区要走出旱灾、社会脆弱性与经济边缘化困局,就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支持、政府引导和牧民参与的有效应对机制。     

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分析——以甘南牧区定居点牧民为例

定居点牧民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就是指牧民进入定居点后,对新的生态环境、经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政府政策、法律意识、民族传统等各方面的调适能力,其决定了牧民在定居点的持续生存能力。以往并未考虑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差异的划一定居方案往往致使部分牧民复归游牧生活。此外,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受"贫困文化"影响,其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也深刻影响着其在定居点环境下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能力。为此,搭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为差异化定居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定居化后藏族牧区教育、家庭及社区面临的新困境——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牧民定居"政策在藏族牧区实施以来,极大地改善了牧区基础教育的面貌和条件,为牧民子女入校就读,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方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非常喜人的局面。然而牧民定居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定居后的牧民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适应问题,由于现代知识的匮乏、城市生存技能的缺少,很多定居牧民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游民,牧民家长的生存问题自然威胁和影响到在校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本文通过对甘肃省玛曲县寄宿制藏族小学及所属社区、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反映"牧民定居"这一特殊条件下藏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多专业研究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课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探讨。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草原干旱——牧民定居、草原碎片和牧区市场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具体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以及气候变化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还缺少具体的讨论.研究通过内蒙古一个草原社区的案例说明,不适当的社会制度变迁是如何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危害.作为我国最大陆地生态系统的草原面临着严重的退化,随着牧民定居、草原分割和市场化,草原社区面对干旱呈现出严重的脆弱性,而这些又加重了干旱的影响.在干旱和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牧民生计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牧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牧民主体性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城乡对立思路下,牧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主体性得不到确立和发挥。在牧区工业化进程中,牧民是主要承担者和建设者。需要什么样的牧区,牧民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但现有的机制远不能满足牧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的需要,从而使牧民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牧民的意愿得不到尊重,成为影响牧民的主体性地位实现的最大障碍。要真心实意地相信牧民,着力培养牧民内在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能力,不断推进牧民的全面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牧民利益表达机制,从而实现牧民的主体性地位的不断提升。     

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