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诗学反思与学风转型

明末文人继承了明人一贯的文学反思意识,他们通过对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诸家诗论的反思,深刻认识到文学及诗学的鄙陋源于空疏不学。他们认为,上述三家的"废学"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学问的粗疏,二是表露出拒绝或忽视"学"的倾向,或是否认学问对于诗歌创作的积极意义,或是由于表述方式的欠缺,忽略了学养的意义,后者对诗学的影响尤为明显。有鉴于此,他们普遍批判空疏不学的错误倾向,强调"学"之于文学、诗学的重要意义。诗学反思与对科举、王学的反思异曲同工,共同凸显了"学"的价值,从而使当日的学风崭然一新。     

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

作为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都有一个程式化的过程。科举时文的程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了诗文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写作规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将程式凝定为固定模式,而且又用以取士,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     

“文章之权”何以在下?——时文的“传统化”与明末的时文文化

在明末数十年里,针对科举时文,民间的时文选家较之官方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现象被称作“文章之权在下”。既有研究多从社会与制度两方面指出,此现象是由民间社会发展和政治控制松动等条件促成的。但在时文仍然是科举考试功令文字的背景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民间的时文选家凭什么能对“文章之权”可以由自己掌握建立起充分的自信,并在很短时间内即获得天下士子的共信?这是因为,通过将时文纳入“文学”或“经学”的既有传统之中,选家们在科举功令之外为时文另建了一套世所公认的价值。这就是时文的“传统化”。获得不依附于科举考试的相对自足的价值,这是时文的“传统化”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由此也对明末时文文化的整体性格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具有“遇合之资”的现实面相,时文作为“写照之文”与“立教之书”的理想一面,在那时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高扬。     

毛泽东论明末农民战争——兼与蒋介石作对比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审视历史的角度不同,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蒋介石在研究、反思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联系其所处的背景,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从其失败中找出现代中国革命应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而蒋介石则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指斥农民战争,并从明灭亡中得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刻,要“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     

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

产生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此后封建国家简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唐王朝社会各阶层表现出种种不同态度,其中士族阶层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士族对科举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抵制与攻击、羡慕与渴求、把持与操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不可避免的衰落、转化以及它的反抗、挣扎,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意义     

论永徽至天宝年间的科举改革──兼论唐代科举的定型化问题

阐释、考论高宗永徽直至玄宗天宝年间科举制度在科目设置，考试程序，科场规范，科目考试形式和内容以及主试机构等诸方面的整体改革，进而兼及唐代科举的定型化问题，并通过比较分析，昭示唐型科举的基本特质。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男儿捐生苦不早"--论陈子龙之死兼谈明末士人对待死亡的心态

该文通过研析陈子龙最后阶段所作的诗文及其传记资料,勾勒他生命最后的轨迹,探究他生命终结前的心态.且因为他具备文人、官吏、义士等多重身份,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敏感细腻的情感,在明末士人中颇具典型性,故又借此一探明末社会知识分子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心态.     

清末民初兴农思想述评

清末民初 ,农政荒废 ,农业的落后和衰退十分突出 ,朝野上下振兴农业的呼声很高 ,涌现出大量有关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当时兴农思想的核心是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引进、推广西方农业科技和经营管理方式 ,实现中国农业近代化。     

清代科举考试腐败问题探析

科场作弊是自从科举考试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就随之产生的一个现象。清朝时,政府对于作弊严令禁止的程度实属历代之最,科举关防上开展了频繁的反作弊活动,文章重点了探讨了考生作弊的手段,和政府打击惩罚科考作弊者的措施,但清朝朝科场作弊之风却是愈演愈烈,甚至奔向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一道官方严打禁止和士子作弊两个完全相悖却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明末清初几本火器著作的初步比较

明末清初出现了两本全面介绍西方的军事技术的专著:《西法神机》、《火攻挈要》,也出现了部分介绍西方火器知识的兵书《兵录》。通过比较不同背景、成书时间相近的三本兵书,从“西方传入火器知识”、“中国传统知识的痕迹”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与对比,从而对当时火器技术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三者在内容与结构上的一些结论,提出三者相关版本流传的可能情况,并同西方相关资料进行对照,以期对西方火器知识在明末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传播有所了解。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代变化与士人贞节观念关系探析--以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归有光和归庄为个案

归有光是明中期的大散文家,他的贞节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程朱理学观念,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比较开明的一面,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节烈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关系密切.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不但坚持传统贞节观念,而且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更加苛刻,这与当时的忠烈语境、为激励士人的目的、贞节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分析和比较他们的贞节观念,可以窥见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苛求忠烈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的影响.     

埋心不死留春色 径取庄骚慰平生——明清之际学者庄骚兼治现象刍议

明末清初许多士人致力于注解《庄》《骚》,从学术史来看,是明清之际学术界讲究考经证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体现;从思想内涵来看,意在借屈原以抒泄内心之隐忧并从庄生之术中寻求自我解脱之道;从他们的处世哲学上来看,他们多数选择了在庄屈思想行为间的折中,这是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精神在行为方式上的一种典型范式。     

权衡与平衡：清末驿弊与改革方案的选择

晚清戊戌至庚子年间,正值清廷政局动荡、人心思变之际,肩负朝廷文书往来职责的驿递系统积弊甚重,而裕国便民的新式邮政体系统合官民邮递职能的呼声日高。朝野之间,关于裁驿置邮的议论及方案亦各有不同,其中不仅是邮递功能或方式的转变,更是在清末官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建立有效的管邮机构和统一邮权的尝试。所以清末的裁驿置邮不仅涉及制度变化,背后更有观念、人事的多种纠缠,最终邮传部的建立与初衷方案的差异,也反映出清末制度转型中的艰难与意义。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文祥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局

文祥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中枢大臣.尤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次重要内政外交中,他以自己独有的见解与具体行动参与其中,影响了当时的政局.总体而言,他在历次内政外交大局中的言论、思想与活动,维护了晚清政局的稳定,客观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向.     

明清河北进士时空分布之刍议

河北省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中心,为君主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明清之际,河北科举业绩显著,尤其至清代,河北成为科举大省,科举名额位居各省之前.河北除地理位置重要外,本身具有很多特点:它身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文化底蕴深厚,独具特色;它幅员辽阔,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表现突出,所以河北明清进士时空分布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