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的原创诗学

我不是专门做文艺学研究的,但也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从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学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多维诗学的说法。我们的诗学应该是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构成的多维诗学,以生命为其内核、文化为肌理、感悟为之贯通。在对“感悟”这一关键词进行历史梳理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就是感悟。它是一种潜哲学,包含着中国文学潜在的特质,我们所说的“意境”、“意象”等都与之相关。这里就围绕我的《李杜诗学》所引起的争论来谈谈诗学问题。他们认为李杜不过是作家论,怎么可以称为诗学呢?他们…     

对严羽话语系统中“李杜话语”的思考

本文认为，严羽的“李杜话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李杜并重，不以李杜论优劣；二是李杜诗歌“入神”。前者着眼于李杜的对立，后者着眼于李杜的同一。在中国文学李杜话语的发展史上，严羽功不可没。     

鞍山社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简介（八）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陶渊明研究因其成果丰硕而被誉为“陶学”，与诗经学、楚辞学、广选学、雕龙学、李杜学、诗学、词学、曲学、红学一道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十大分支学科之一。     

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黄庶诗简论

诗歌发展到了唐代,“勃兴得李杜”,蔚为两大奇观。韩愈继起,推他们的诗“光焰万丈”,而把当时谤伤李杜的群儿斥之为“蜉蝣撼大树”。从此李杜诗大行,特别是杜甫的诗作为优良传统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就在唐代已出现像杜牧、李商隐那样杰出的学杜作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另一个方面,淫靡的齐梁作风并没有断绝过。无结曾屡次指出,“近世作者,拘限声病,不知丧子雅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到了晚唐,有变本加厉之势。作为艳科的词,乘时而兴,它又影响着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韩愈的诗评看其诗学观

韩愈对唐代诗人的评论 ,表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诗学观。它主要体现在 :树立以盛唐为法、李杜为宗的诗歌美学范式 ;提倡尚奇的诗风 ;重视诗歌的风骨与气势的追求。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胡应麟诗论中的“格”范畴

“格”是胡应麟《诗薮》中运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歌发展、诗体变化、创作规律、艺术境界、学习门径等诸多方面。“格”及其相应理论是贯穿胡应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诗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诗学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光辉灿烂。中国古代诗学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古典诗学力主“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诗缘情”。有些学者以上述这一对比为立论,认为西方诗学重“再现”,中国诗学重“表现”,重“表现”是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所在。我认为这还是较表层的看法,并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特征,因而也不可能充分提示民族特色之所在。本文想从中国古典诗学所追求诗美的极致的新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古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的美,高境界的美,更能显示中国古典诗学的固有的传统本色。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比较诗学在中国

“诗学”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后来西方一直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的别名,因此“诗学”可以等同于“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近年来,比较文学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便提了出来。它的对象是两个国家、两种民族以上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在于探寻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比较诗学”也叫“共同诗学”。一中国“比较诗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鲁迅在他的文章中通过比较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研究了文学的作用。他指出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由于政治上的衰微带来     

“李杜杯”争议与当代诗词鉴赏

“李杜杯”争议与当代诗词鉴赏王林书当前，当代诗词及其鉴赏评选等工作，出现一些争论，乃是正常现象。诗词及鉴赏，自古及今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争议，形成“仁、智”的交流，必将对诗词创作及其鉴赏促进与深化。在被铜臭污染得不成样子的文坛，“李杜杯”...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

当代文学研究已经由“内部研究”走向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产生实质上是当代文化危机的需要,因此应当以新理性精神为主导。文化诗学应当是文化批评和诗学的结合,它为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开创了一个新格局。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