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本质是什么——与邓伟志同志商榷

家庭的本质以及反映这个本质的家庭的定义,是在国内外社会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现发表黄友林同志的来稿,欢迎读者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对劳动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一点看法——与卢良梅、薛克诚两同志商榷

本刊第三期发表了卢良梅、薛克诚两同志写的《关于区分两类社会矛盾的两个问题》一文以后,陆续收到了不少和他们商榷的文章。我们认为,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对于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极矛盾、阶极斗争的思想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对敌人的专政,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选刊三篇文章,希望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热烈参加讨论。     

真理的内容是什么?——与山菊同志商榷

对于山菊同志《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吗?》一文(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当我又读到了山菊同志的《客体是真理的唯一内容吗?》(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以后,就更加感到,山菊同志关于真理的形式问题上的见解不是偶然的,是与他对真理的内容问题的看法一脉相承的。山菊同志的这篇文章中有很多可贵的思想和探索,读后深受教益,但通观全文的基本立论和根据,仍觉得很有商榷的必要。     

真理的形式是什么?——与山菊同志商榷

山菊同志在《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吗?》(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对于启发人们思考问题很有意义。但对他的“真理的形式是客观的”这一看法,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真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切认识都是由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而形成,它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真理就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这里客观的是真理的内容,而反映客观内容的主观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真理的形式。列宁在谈到真理的客观性时指出:“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列宁的这段话启示我们:第一,真理的内容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事物,这就是真理的客观性;第二,真理的内容存在于“人的表象中”,这就是真理的主观形式。因此,真理是借助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具体地说是借助于意识的高级形式——思维来反映的。没有人类这种特有的思维反映形式,就没有认识,就没     

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发表了庞长富同志的《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一文,对“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统一”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发表了一些值得探讨的“新”观点,“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了。”①(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同徐殿久同志商榷

《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发表的徐殿久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吗?》一文(以下简称“徐文”。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此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存在唯物史观。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在这里,我们打算就“徐文”所提的涉及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一、怎样理解唯物史观我们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全部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统一的理解和解释。而不只是局限于对个别事物、现象和问题的解答。就是说,它是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解释全部社会生活和历史,是把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人类     

古希腊整个自然观唯物主义性质辨析──与李振伦同志商榷

李振伦同志大作《论古希腊整个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性质》(发表在《河北学刊》1986年第3期。以下简称“李文”),以科学求索精神,竭诚对古希腊整个自然观的“传统见解”予以否定,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进行了卓有建树的剖析和论证,得出与传统见解相反的“唯物主义性质”的结论。读后受益匪浅。但其中有些论证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与其商榷。以求得对古希腊整个自然观的正确认识。 一、古希腊哲学家的自然观都具有唯物主义性质吗? 哲学思想发展的每个环节,无疑都是整个人类全部思想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     

也谈不可知论的哲学性质──兼与刘彦生同志商榷

关于不可知论的哲学性质,早在五十年代中叶,我国哲学界就曾进行过讨论。但是,直到现在,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仍不尽一致。现行的一些哲学教科书或哲学辞典都称不可知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参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96页;《哲学小辞典》第40页),并把哲学史上的一些不可知论者统统划归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行列。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也不符合哲学史的实际情况。与上述观点相对立,《求是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刘彦生同志的《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性质》(以下简称《性质》)一文,则称不可知…     

谈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丁学良同志商榷

《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的《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一文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论述虽然颇为全面,但是,细读起来,在许多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的本意不尽符合。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学术界。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前后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体上可以把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分为两个阶段,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标志。在前一个阶段,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观点,实际上正处在形成之中,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也谈因三相——与黄志强同志商榷

因三相是陈那新因明逻辑的核心,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在国内学术界虽有分歧,但黄志强同志在《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的《再论因三相》一文(下称黄文),对因三相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这关系到陈那因明的逻辑性质问题,本文仅就此与黄志强同志商榷,也盼学界仁者赐教。     

生产责任制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吗?——与沈元翰同志商榷

1982年第一期《学习与探索》发表了沈元翰同志的《生产责任制的理论依据》一文,认为“正是由于各个社会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都有不同程度的分离,才产生出生产责任制。”“只要生产发展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已能实现直接的、完全的结合的历史阶段,生产责任制就会作为一个业已过时的事物而自行消亡。”换言之,认为生产责任制只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     

生命美学的困惑——与宋耀良同志商榷

人类理性的突兀与不可逆性,使得人的生命力发生异化,于是人的生命体就不同于动物而具有两种力的支撑,即表现为生物体的原生力和表现为理性渗透的异化力,美便充当了这两种力相汇的枢纽和平衡的座标。美的使命在于为生命不断跃向更新高度的过程中,寻求理想的方程式并注入神圣的动力。然而,人类可以制造“人造天体”却不能解释自身,生命美学也不得不徘徊于困惑的谷底。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解码连同对生命美学的建造,只有在一次次凤凰涅槃式的理性之火中完成。     

生产社会化与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思考——兼与王雯、杨坚瑛同志商榷

<正> 所有制结构是由一定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现代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是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也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再谈价值规律——兼与董玉魁同志商榷

董玉魁同志《试谈价值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我还不敢率尔同意。关于价值规律的广义与狭义问题董玉魁同志首先把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两种。然后认定,我的观点属于狭义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则是广义的价值规律。接着说:“狭义的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孙冶方同志的主张社否确属董文所说的广义价值规律,我且不做评论;但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我则可以明确地声明,它断乎不是董文所说的那种狭义的价值规律。我在《也谈价值规律》一文(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5日)中是这样讲的:“价     

用科学态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它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过程,因此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运动,是探讨社会主义及其规律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观点和看法,是很正常的,目的都是为探索真理,更好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能低估民法的作用——与王河同志商榷

在我国民法和经济法关系的讨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是维护私有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公有制,民法就不再适用,而应代之以经济法。王河同志在《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经济立法体系与经济法学》一文,就持这种观点。文中说: “我国当前各种经济成分的财产关系,基本上有四种情况……只有公民个人的财产关系,才归民法去调整。这样,由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范围很小,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也不好划分。“要解决好这个矛盾,我认为,应该抛弃民法的旧名称和形式,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不附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另外制定‘人民权利法’(或仍叫民     

两种小生产质疑——与任其同志商榷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有过经济的大繁荣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也曾有过统治阶级的腐败,使我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是,至今对我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小生产的传统势力.因而,能对小生产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一番探讨和分析,则对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无疑是有益的。这里,仅就任其同志的《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以下简称《小》文)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求教于众。(一)把小生产“一分为二”根据不足说“根据不足”,似乎不大准确。因为该文并没有说明把小生产“一分为二”的根据,只是笼统地说两种小生产的历史地位各不相同。《小》文认     

语言变革与艺术创新——与俞建章同志商榷

俞建章同志在《“语言变革”质疑——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以下简称俞文,见《文学评论》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一文中,谈到了刘再复同志的学术报告《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并指出:“刘再复同志提出‘语言符号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的出发点及着眼点,都不能说是很准确的。”刘再复同志的报告,笔者未曾读过,故不便评论,现仅就俞文的论点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 一 俞文认为语言的“超稳态”特性是“绝对必需的”:“所谓超稳态,无非就是保守、惰性、不易改变。这种特点,对于社会结构来说,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而对于语言     

“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提法确切吗?——与朱土兴、王彪同志商榷

本刊今年第四期发表《“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一文后,有些同志来稿提出不同看法。这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探讨。这期我们刊登两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也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问题——兼与席书涛、方小平等同志商榷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传统的观点认为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近年来,随着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有些学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尤以“南昌起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的观点引人注目。对此,我们不揣昌昧,略陈管见,求教于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