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其他书信"的信仰观

"其他书信"的作者们,在<新约>中对基督信仰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在基督论方面继续坚持对基督的再来、审判的末世论信仰.他们的信仰教义,通过和教会内外各种背离耶稣的教导、使徒的传统的学说的辩论日益明晰起来.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基督徒在世界中独特的寄居身份形象.这种形象,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逼迫相关.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晓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

文章以晚清乡土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为视点,试图从恩宠的逻辑、恩宠的内容、恩宠的实现三个方面来探讨教民对恩宠教义的吸纳过程,从而提出,果报观念、神功崇拜等乡土文化资源是转化与安置恩宠教义的建构力量,它决定了教民的恩宠信仰虽然采纳了天主教的符号、语言与仪式,却与传统的文化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乡土情境中的异域信仰——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

文章以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为对象,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从宗教信仰的形成、发生及其对教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耙梳和剖析,由此揭示中西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下层社会冲突、离合与熔融的过程。      

信仰、性别、表达:杜氏书信与19世纪东北天主教研究

史学界对底层天主教徒,尤其是女教徒研究极为欠缺,杜氏书信的发现为我们考察19世纪天主教及教会教育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原始文献。分析杜氏书信的文本,可以了解中国乡村女教徒对天主教概念和词语的运用,以及宗教话语在其性别表达与身份认同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宗教崇拜"和私人情感表达的借用与错位,可以揭示宗教话语在传授过程中被普通信众内化、挪用、再创造的过程。杜氏书信还体现了一种对教义文书的刻意模仿,信仰以宗教话语的形式成为女教徒书写与情感表达的工具,教义灌输也为她们形成和表达自己的宗教及性别身份提供了方式和途径。对杜氏书信的研究,有助于考察19世纪中晚期天主教如何进入中国本土社会,如何影响并改变普通中国教徒的信仰、情感及个体表达。     

明清之际奉教士人对耶稣形象的改造及其文化意义

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正确认识耶稣是理解基督教上帝的关键。面对明末清初入华传教士输入的充满异域文化特质的耶稣形象,中国奉教士人在中国历史典籍与文化传统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符号。因此,无法直接用儒家文化与汉语词汇去积极诠释这一异质文化现象。然而,他们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通过对道成肉身学说做出刻意的选择,强调天主降生与耶稣行实等内容,有意忽略基督受难与复活升天,努力为耶稣形象寻找能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内在文化依据,并使其具有了浓郁的儒家气息,从而开启了耶稣形象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化意识的差异。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16-17世纪耶稣会在日本的贸易活动

自1549年耶稣会在日本布教以后,日本耶稣会的教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原因是日本耶稣会在布教的同时热心地从事生丝贸易以及其他被视作违反教宪教规的隐匿贸易.信仰世界的争夺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是耶稣会布教活动始终追逐的目标.为此,布教与贸易互为表里,贸易支持布教,布教掩护贸易,耶稣会成为澳门(生丝)-长崎(白银)海上贸易的中介者及组织者.这种贸易使日本白银大量外流,是锁国政策形成的经济原因.     

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

守贞是天主教的重要宗教修行之一。然而 ,清代贞女在家修行及传教修行 ,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行方式 ,其中以四川、贵州等地最具典型。本文依据珍稀的资料 ,以“我者”的角度 ,论述贞女在家修行的由来、内容及特点 ;分析修行方式的变化与缘由 ,以及对于传教活动产生的部分后果 ;进而从当时教外人的视角认识贞女的修行行为 ,揭示清末四川等地社会持续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耶稣是如何走向十字架的——与周楠本先生商榷

周楠本认为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引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未能反映犹太历史的真实”，其实，鲁迅的引述基本符合福音书的记载。周文用阶级论解读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既不符合耶稣时代犹太社会的政治形态，也曲解了耶稣的思想和行为。《圣经》是建立在有神论根基之上的。在福音书里，耶稣自始至终是作为有神性的人子被记录的。若依照福音书为史料，对耶稣作正面论述，则须放在神学语境里才能进行，而不能纳入阶级对抗政治变革的话语系统。     

对耶稣的深层认知:耶稣心理传记概论

当代耶稣心理传记在前人追寻信仰的基督和历史上的耶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对耶稣心理特征的揭示达到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运用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理论,在跨越人物传记和心理学研究的交叉地带进行考察,能发现耶稣是个无父之子,缺少合于习俗的家庭地位,这种状态促使他努力寻找天父;他的阿爸是个具有防护功能的名字,使他得以抗拒外来的威胁并消解内在的焦虑。     

民国时期天主教戏剧钩沉——一出天主教戏剧的解析

民国时期天主教机关报《圣教杂志》上刊载的《真道剧谈》是一出颇具代表性的利用本土戏曲手段实现教会价值判断的剧作，它对研究中国近代教会戏曲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诱惑与英雄的“自我认知”——解读《复乐园》里的第一个诱惑

关于史诗《复乐园》里的第一个诱惑,目前学术界的两种解读都有失偏颇。首先,史诗里的第一个诱惑值得探究,寓意深刻,远不只是试图劝诱处于饥饿中的耶稣施展神力摄取食物,而旨在通过撒旦试探耶稣的身份来展示耶稣坚定的“信仰”。其次,第二个诱惑虽然依然以食物为诱饵,但与第一个诱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与其后的几个诱惑情节一起构成史诗的第二重诱惑,是世间荣华的典型代表,锤炼的是耶稣的“自制”和“忍耐”等。更重要的是,第一个诱惑揭示出比“完善‘内在精神’”更深奥的哲理,因为要在不期而至的诱惑面前坚守信仰、忍耐、自制等“内在精神”之美德,前提在于,人必须首先达成“自我认知”,了解自我身份;只有耶稣这样的人才能始终抵御诱惑,才能证实自己身为精神英雄之原型,才能成为弥尔顿史诗里的主人公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