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宣传宗旨辨

《新民丛报》(以下简称《丛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期刊。对于它的宣传宗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君主立宪。其实,这种看法是欠确切的。笔者认为,《丛报》的宣传宗旨应为预备立宪。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出预备立宪主张的是梁启超,时为一九○一年六月。梁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可是,此时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     

关于首倡君主立宪者之我见

<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就笔者所见,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谨申述理由如下。首先,没有提出制定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妥协的产物。君主立宪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之谓也。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二字,“立宪”即制定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产生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之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动员人民参加反封建斗     

十九世纪后期对封建史学的批判述论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萌芽时期,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主要指十九世纪后期,以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从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的同时,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史学也作了批判。批判封建史学,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要求,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时代精神。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在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倡导改良主义时已显端倪。十九世纪后期,伴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批判封建史学成了维新人士的自觉行为。根据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改良派不论是从历史观念上,还是从方法论上都对封建史学的弊端予以抨击,在关于变法维新的诸多政治问题上,改良派也强调和突出了批判封建史学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当时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紧密相联的背景下,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封建史学。     

王韬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社会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迫对外开埠通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大量涌入上海滩，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前沿阵地。上海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孕育培养了大批近代先进思想家和科技精英，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杰出代表王韬就...     

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早期关系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近代中国同时并存的两股政治势力。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组织形式,政治纲领和思想主张,但在他们的活动早期,却有过不寻常的关系。他们的接触和交往,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笔者对此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仁。     

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在哲学上围绕着世事“变”或“不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观,但由于各自经历的环境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在改良派内部,思想和变法维新的理论不完全一致。康有为从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中找变法的理论武器,牵强附会地把变法维新说成是继承并发扬孔子托古改制之教。严复则不同,他曾留学西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进行过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攻读过大量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这是康有为及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因此他有条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宣传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     

论《救时揭要》与郑观应的早期思想

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以编撰《盛世危言》而享盛名。如果我们要探讨他的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还必须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救时揭要》及《易言》。本文试图就《救时揭要》(以下简称《揭要》)一书,评介郑观应早期的主要思想,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财政思想刍议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是我国近代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采用文献分析评议的方法,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我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财政思想作了探讨,管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近半个世纪的财政思想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虽其财政思想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但为现代财政学的研究开创了先河,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三)——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两种复辟思想辛亥革命前,思想界有过剧烈的斗争,以革命派与改良派为对垒的主流,中心课题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斗争的胜利,是清政府的被推翻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也不能将斗争进行到底。不要说旧的基础没有被摧毁,就是恶劣的君主观念也没有肃清,特别是遗老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民主共和的仇视。同时辛亥革命后虽然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但还存在着两种与民主     

小说翻译大家林纾的小说理论

我国小说理论的近代化,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及其观念的刺激下,在洋务运动时期开始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的正式开端,也同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及其观念的输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想一想周桂笙、邱菽园、特别是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就不难看到这一点。如果再看一看林纾的小说理论,那么,这一点就更清楚了。林纾不仅是近代中国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用力最勤、成绩最著的翻译家,而且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对西方资产阶级小说理解最深的小说理论家。     

清末维新派如何利用庸俗进化论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的庸俗进化论传入中国,相继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主要思想武器,并且极其广泛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但是,中国资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孙中山的经济干预思想

<正>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之间的斗争,干预与放任是其相互冲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阶段,不存在私人垄断的     

孙中山与改良派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他奔走国事,勇猛无畏、坚韧不拔、“精诚无间,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至今仍令人钦敬。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中,不但同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进行了英勇的搏斗,而且同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改良派势力展开了公开的论战。他在与改良派的关系恶化之前,曾经谋求与改良派合作。弄清这种关系的进程与是非,探讨这种关系的性质和意义,对于深入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是不无裨益的。     

论冯桂芬的思想

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和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论述,曾经都把冯桂芬放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范畴里。但1956年王栻先生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认为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只能代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初步发展,因而改良派还没有从洋务派分化出来以前的思想”。这就是说冯桂芬的思想属于洋务派。因此近两三年来,有关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文章中,就很少看到冯桂芬的名字了。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就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环节,特别是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思想体系到底属于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仍不可不论。这里关系到如何理解一种思潮产生的最初形态。约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交叉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本引起人们重视的书,一本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本是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前者是向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后者是准备为清朝封建统治者采纳的政治改革主张。两者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旧政的精神,却有相同之处。侯外卢同志曾经论证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改良主义思想,颇有道理。但是洪仁玕是要求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革新,和冯桂芬要求清政府的改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要求革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郑观应的商战论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在他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集中表现在他的《盛世危言》这部著作中。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商战论”的产生,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剧变的时代。在这期间,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魏源经济思想评析

魏源的经济思想承前启后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方向。他的蕴含着变易的哲学思想是他经济变革的理论依据; 他的“缓本急标”论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渡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津梁; 他率先提出的“师夷制夷”对外开放和发展新式工业特别是民营工业的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程连升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富强救国”的信念，提出了期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非常重视新式人...     

19世纪后期外国史学传播中国的途径及影响

19世纪后期 ,外国史学开始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洋务派知识分子 ,到了 70、80年代 ,资产阶级改良派加速了外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其中 ,从 19世纪末开始 ,日本史学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启蒙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