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补偿标准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

本文利用净现值估价理论,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设计了一个估算模型,认为依据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估算征地补偿是科学的,但补偿倍数应根据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年产值增长率和失地农民使用征地补偿款能够获得的年收益率等指标进行测算。运用近9年实际资料估算,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为土地年产值的24.28倍左右,现行"30倍"的最低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总体上是充分的。当前,失地农民实际补偿不足的根源,一是法定最低补偿标准没有得到执行,二是征地补偿款被乡村截留,分配不合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关键在于严格征地补偿估算方法,理顺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使法定的征地补偿能真正足额地落到失地农民的手中。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视角

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阐述了现行征地制度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认为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且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并受到"公私"理念的桎梏,而界定公共利益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着现实难题,这些都是征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对此,提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土地市场中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内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约束机制,建立法治政府等。     

我国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征用愈加频繁,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其中主要的问题有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不完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和征地补偿模式单一,这是导致目前征地补偿不能满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利益的原因.文章通过研究目前国内的征地补偿现状,剖析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征地补偿模式,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征地补偿多元化模型,为解决我国现有的征地补偿问题提供一条新思路.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创新

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虽然我国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了补偿,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失地农民仍然蒙受着经济权益的损害、政治权益的剥夺和社会权益的缺失.因此,制度创新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有效途径.应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健全农民承包经营权权能;完善土地征用制度,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严格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就业保障机制.     

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征收农村土地,但征地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如征地权的滥用、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缺乏保障、政府在征地中功能错位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严格界定土地产权,依市场机制形成土地征用价格,并探索以土地入股等多种补偿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加强政府在征地管理中的作用。     

关于征地补偿标准合理性的探讨

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是引发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实践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忽视了对农民作为人的补偿，没有充分考虑农用土地对于农民的多重效用。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包括对被征地农民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生活环境需求与发展需求的补偿。实施合理征地补偿标准需要的条件保障为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建立促进利益补偿的相关保障机制以及设立征地补偿基金并落实持续补偿资金来源。     

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的法律保障

征地补偿款分配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承租方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基础。现行法律虽未对该权利做出明确规定,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可分性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承租方受偿途径的单一性是其实践支撑。承租方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的实现存在征地补偿范围不合理、征地补偿款分配难落实等问题。在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配置尚未完成之时,应从调整对承租方的损失补偿范围入手,通过妥善保障承租方征收参与权、严格落实征地补偿款"二次分配"的方式予以解决。     

人口城市化视阈下失地农民征地补偿与就业扶持的国际借鉴

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以各自特有方式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与就业扶持问题。在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和就业扶持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并为我所用。通过分析各国在征地补偿、就业扶持等方面采取的各有特色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政策,为我国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就业扶持提供一些启示:如加强立法保障、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制度、遵循市场原则、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并给予差异化的补偿、技能培训形式多样化、注重考核与资格认证、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就业等。因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差异化的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模式,培训出"技能素质高、就业能力强"的失地农民。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及其制度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用土地被不断征用,失地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主要表现有:征地补偿费过低;补偿标准不一,分配混乱;再就业安置困难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因素在于: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很大缺陷;农民集体土地主体缺位;补偿机制及其标准与市场严重脱节等。因此,改变这一现状的对策应是:明确界定征地补偿费的获益主体;完善征地补偿分配条例;建立健全有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完善征地制度保护失地农民权益

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着“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征地程序不完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以及土地补偿费分配不合理等弊端,产生了失地农民心理压力增大,生活、就业、养老和健康无保障等问题,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受到极大损害。因此,应该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完善征地程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扩大征地补偿范围,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用,重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就业培训,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护失地农民权益。     

抗灾救援应急运输补偿机制研究

为探索抗灾救援应急运输补偿问题的解决路径,运用系统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结合国内应急运输的现状以及应急运输的特点和目标,分析了现行应急运输补偿机制的缺陷。分析认为,应建立应急运输专项补偿基金,以提高应急运输保障能力。同时认为,应该构建应急运输专项补偿基金的管理模式,即在国家（交通运输部）、省、地级市、县（区）各级分别设立应急运输专项补偿基金,各级基金管理中心可根据需要下设融资部、审计部、会计部、信息部等职能部门来对基金进行有效管理;提出应急运输专项补偿基金的运作模式,包括基金的来源、补偿范围及标准以及基金补偿的操作流程等。     

CEO薪酬粘性成因再探——基于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CEO"奖优不惩劣"的薪酬粘性现象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异象。现有研究多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这一现象，并将其视为代理成本问题，而忽略了薪酬粘性现象中由非委托代理因素引发的可能。文章研究了CEO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引入具有粘性特征的成本函数构建薪酬激励模型，探究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并基于2010—2016年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高管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研究发现：客观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的成本粘性是引发高管薪酬粘性的重要成因，CEO薪酬粘性现象并非仅仅是奖优不惩劣，而是对CEO承担系统性风险的合理补偿。此外，政治关联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减少成本粘性进而抑制薪酬粘性的重要方式。然而，随着新型政商关系的推进，政治关联对于公司"成本粘性—薪酬粘性"的影响被削弱。研究拓展了现有关于CEO薪酬粘性成因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实践中的制造业企业CEO薪酬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     

工伤赔偿与侵权赔偿竞合的法律分析及对策

工伤事故产生后，工伤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竞合形态是多样的。论题通过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竞合的两种不同情形进行法律分析，主张因用人单位侵权产生的竞合应采用取代模式，因第三人侵权产生的竞合应采用兼得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     

缺陷与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现行农村土地征收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确立明确的补偿原则,在现有立法及实际工作中存在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模糊、补偿程序不完善等诸多缺陷。因此,今后的立法和实践应首先在宪法中明确公平、合理的相对补偿原则;提高、拓宽补偿的标准和范围;丰富补偿方式;明确补偿收益主体;完善补偿程序,从而公平合理地解决农村土地征收补偿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基于BP神经网络的煤矿沉陷补偿模型

煤矿开采沉陷补偿以往传统的做法是专家评估的方法。把现代数学方法与煤矿沉陷补偿评估相结合提出新的模式,将BP神经网络理论应用于煤矿开采沉陷补偿评估预测中,在与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进行比较后,指出了用神经网络进行煤矿沉陷补偿预测的可行性和优势,讨论了网络的结构设计、学习算法,以及运用实例来进行验证。     

论确立我国的惩罚性国家赔偿标准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标准一律采用抚慰性标准,不能有效遏制、预防公权力违法,不能有效保障人权.惩罚性国家赔偿标准具有确立的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在建构惩罚性赔偿标准时,要处理好惩罚性赔偿标准与其他赔偿标准的关系、受害公民与纳税人利益平衡的关系等七个相应关系、问题.     

如何为生命定价--对我国建立统一死亡赔偿标准的思考

生命权的平等对待是对平等的最基本要求,死亡赔偿这一对生命权受侵犯的赔偿,正是我们需要宣扬平等精神的首要舞台。但我国目前在死亡赔偿标准的立法上是混乱的,而且存在国家赔偿的平均主义,民事赔偿的身份歧视,赔偿费用所包含的项目不一等种种缺陷。立法应以一种全新的带层次性的标准对死亡赔偿标准进行统一,通过层次性来同时体现对生命的同等对待以及对作为人的不同价值的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平等精神。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学习型企业人力资本薪酬成本分析

注重学习型企业人力资本的薪酬成本分析,制定适合学习型企业人力资本的薪酬管理制度,是创建学习型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学习型企业人力资本薪酬成本控制模型为基础,分析构建了人力资本的最低薪酬成本支付公式,研究了人力资本薪酬待遇水平、需求量和管理控制对象的调整系数,为调整人力资本的薪酬成本使用方向和提高使用效益提供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