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皖南农村人口形势与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因素

利用皖南两县五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可以分析农村人口变动以及影响和制约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所调查的农村中,人口自然增长已出现零甚至负增长。加之人口外迁,人口增长呈绝对下降趋势。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但从长远看,该因素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有限的;抚养小孩的成本日益提高以及观念的改变已成为制约农民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农民生育行为制约的长期性作用不会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结构制约与行为从众——农村生育“场域”中男孩偏好的个案分析

在黔西北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村庄中,父权社会制度彰显为男性的土地和房屋继承权,女性财产继承缺位,关于这些缺位的社会记忆一次又一次强化人们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经济、心理、文化的各种因素在农村的生育场域中盘根错节,水乳交融。     

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的重构

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主要通过对不同经济收入村民、不同文化程度村民和不同年龄村民的微观实证考察的结果,尝试性地概括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的重要作用。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从生育行为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基于江西X村的研究

通过对农村妇女生育行为及其家庭地位的个案访谈,发现从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主要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她们的家庭地位.即生育行为与妇女的家庭地位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括妇女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性、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其中,增强农村女性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贵州农村家庭经济与生育

家庭是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从家庭角度出发，分析、探讨当今贵州农村生育及其变化，有助于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难点。本文根据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调查（1991年）中贵州省478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对贵州农村家庭经济与生育水平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农村家庭孩子经济价值，农村家庭生育行为。一、贵州农村家庭经济特征与生育通过本次调查，大量数据说明目前贵州农村家庭经济具有以下特征：大部分家庭以农业经营为主，以家庭为农业活动的基本单位。大部分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人均年收入大大低于城…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     

生育文明与新农村建设关系浅谈

生育文明有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是农民实现生活富裕的坚实基础.生育文明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据此,提出6条目前农村生育文明工作中助力新农村建设的要点.     

婚姻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婚姻是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因素,它对人口的生育行为本身和人口生育行为的结果,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妇女初婚婚龄不同,其生育期、高生育力期和人口再生产周期的长短不同,生育水平也不同,婚姻观念不同,实际生育水平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因而,干预婚姻,促使并保证婚姻生活与生殖过程相分离,是调节人口生育水平的重要社会措施。     

婚姻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婚姻是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因素,它对人口的生育行为本身和人口生育行为的结果,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妇女初婚婚龄不同,其生育期、高生育力期和人口再生产周期的长短不同,生育水平也不同;婚姻观念不同,实际生育水平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因而,干预婚姻,促使并保证婚姻生活与生殖过程相分离,是调节人口生育水平的重要社会措施。     

江西省铜鼓县农村纯女户再生育意愿调查与分析

再生育意愿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活动和生育行为,已经成为制约低生育水平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江西省铜鼓县农村纯女户再生育意愿调查基础上,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对策.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生育行为理论与中国计划生育控制机制探讨

本文基于竹下让生育模式，从行为科学角度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运行规律和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控制机制的运作过程及其今后完善的方向作了初步探讨。     

需要层次理论与农民的生育动机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说明了人们活动的心理动因 ,用它分析农民的生育行为 ,可以深入揭示农民的生育行为具有的特殊精神追求和社会文化意义 ,更好地理解农民的生育态度和偏向。这样一种新视野也有利于克服将农民仅仅看作“经济人”的倾向 ,对于农民的生育行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行为是自然的生理行为，但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意识的生育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育活动历经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的进化。生育权是19世纪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人权之一，所以说，生育权是人格权，并非身份权。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由此引发男性是否具有生育权、独身者是否享有生育权、死囚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死后是否仍有可能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问题，我国对生育权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