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阿拉斯加边界冲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的崛起和不断扩张,加拿大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大西洋两岸强权政治的争斗中,并常成为这种争斗的牺牲品,这在加美阿拉斯加边界的划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但同时,加拿大的民族性也逐渐增强,开始在美英之间谋求独立发展的空间。     

加美阿拉斯加边界冲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的崛起和不断扩张,加拿大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大西洋两岸强权政治的争斗中,并常成为这种争斗的牺牲品,这在加美阿拉斯加边界的划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但同时,加拿大的民族性也逐渐增强,开始在美英之间谋求独立发展的空间.     

社会冲突的新视角:边界冲突

社会冲突是重要的社会现象 ,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范畴。本文在社会冲突理论发展的研究框架下 ,提出“边界冲突”的分析概念 ,探讨边界冲突的基本特征和类型 ,试图以冲突着的边界为理论新视角对社会冲突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肯尼迪政府是怎样观察和对待中苏分歧的?

近年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表明 ,肯尼迪当政时曾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 ,并试图通过美苏首脑会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延迟中国核武器试验、心理舆论战等手段 ,利用中苏分歧。但是 ,中苏关系尚未达到破裂地步 ,美国政府不敢确信国际共运内部矛盾是不可弥合的 ,不能排除中苏重归于好共同对敌的可能性 ,并认为在中苏之间 ,中国更敌视美国、更坚决地支持世界各地反帝斗争的一方。所以 ,它特别谨慎地注意让中苏分裂的趋势自然发展 ,尽量避免任何可能促成中苏和解的步骤。其对华政策则保持着比对苏政策更僵硬的立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肯尼迪政府的南亚战略计划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肯尼迪政府立即给印度以政治军事上的紧急支持和援助。这是美国冷战思维下的本能反应。其后,随着冲突的很快平息,在较为长期的对印援助和南亚战略计划问题上,肯尼迪政府趋于冷静和理性,要求印巴首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由于美英之间的矛盾、美国分裂中苏的政策、巴中关系以及印巴关系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肯尼迪政府的这一计划最终落空。     

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看新中国外交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方面企图继承大英帝国的衣钵，强加给中国的一场战争。中国政府通过自卫，粉碎了印度的多次入侵。中国政府在自卫的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希望中印双方能够通过和平协商谈判来解决双方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外交活动，充分展现出新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边界与冲突——以S县某群体性冲突事件为个案

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以变动发展着的边界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一个冲突案例的解剖,分析其间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存在的分歧及引起冲突的利益、权力和权利等构成要素,探究社会冲突发生的领域,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认识构建和谐秩序的微观社会基础。     

美国对大陆、台湾关系"双提升、双施压"及其战略思维冲突

“双提升、双施压”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对华对台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存在不同的判断，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以及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不同的战略思维传统导致不同的对华战略。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的印美、印苏关系

冷战以来,印美关系起伏不定,时冷时暖。印苏关系是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两国关系一直稳定发展。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国很快打赢了战争,克制地结束冲突,在关键时刻与巴基斯坦解决边界问题,大大压缩了美苏的战略空间。     

美国世界战略重点东移的原因及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将战略重点置于欧洲,进入21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日益关注亚洲,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频频高调亮相亚太地区。美国世界战略的这个重点东移,缘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也必将对亚太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若干新动向

近年来 ,美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这些变化的深入 ,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从货币政策目标到货币政策工具、从货币政策结构到货币政策规则等等 ,都在发生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层次,受到一国行政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具有高度自治、多中心的网络合作、治理对象的公共性与回应性、治理技术的高信息化等特征;中国地方治理则表现出弱自治、单中心主导的有限合作、治理对象宽泛且缺乏回应性、治理技术的低信息化等特征。尽管发展阶段和路径不同,中国仍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美国地方治理实践中有益的经验和方法,不断推进中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变革与发展。     

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

抗美援朝的胜利与政治动员密切相关。抗美援朝战争中进行政治动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特殊的背景和需要,这一时期政治动员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独具特点,其基本经验和历史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美国亚太地缘战略与中国对外战略选择

冷战以后,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渗透,在地缘格局上逐渐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包围。在美国亚太地缘战略步步进逼的态势下,中国赖于生存和发展的亚太地缘空间正被挤压和威胁,而因缺乏有效还击手段,使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困境。面对这一态势,正确处理对美关系,确立正确有效的对外战略,以保障国内建设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当务之急。     

美国对台军售应对策略的国际法分析

中美正式建交33年来,美国政府严重违背了其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的承诺,不断地对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不断增加。从国际法角度分析美国对台军售：第一,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美国对台军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第三,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积极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寻求国际法对策,从而敦促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促使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中美贫困现象与反贫困实践的经济学比较与启示

目前 ,反贫困已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两国的贫困现象在总量规模、地域分布、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异 ,但基尼系数又有某些相同之处。我们通过对中美两国进行西部开发、税收政策与措施、政府间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及对外援助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 ,旨在转换、拓宽观测问题的视角 ,以期相互借鉴 ,从而得出对未来反贫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与启示。     

论联合国创立初期美苏英之间的分歧与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并成就了联合国这一战后最大、最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本文通过论述和分析联合国成立过程中大国间分歧和矛盾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的协调一致,试图找寻隐藏在这些分歧协调背后的深层原因。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以及最终的协调一致,也使联合国为战后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机制和场所,从而得以实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和原则。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关系

美国经历了9·11恐怖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走向相对衰退的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急剧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军事大国,通过在东亚地区推行地区主义,深化南中国海领有权等措施来扩大影响力。这种局势导致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中长期来看,这很可能构成中美关系的矛盾因素,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东北亚安全不稳定。解决途径是美国自己对亚太再均衡政策尽快予以重新平衡。该方向应该是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妥协,而对日本右翼群体划出分明的界限。这种措施同时为积极推行旨在和平解决核问题等韩半岛相关事宜,而不可或缺的,也是美国和亚洲能够共同繁荣的途径。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资产证券化无疑是过去20多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但它在分散风险的同时,由于风险管理技术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了不准确的信用评级,引发了巨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加强我国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控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