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及其天主教本土化理论——从结合体到和合体的转变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自幼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良好教育,这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结合在马相伯一人身上。这两种文化之间无疑是具有张力的,而马相伯的一生便是这种张力的充分映照。如何消除这种张力,如何从异质对立的结合体转变为相成相济的和合体,这也便是天主教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利玛窦在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位置考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难，终于获准在中国肇庆居住，至此，天主教再次在中国内地传播。仙花寺，即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的全部历程和艰辛，它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察，提出今天位于肇庆市区西江河畔崇禧塔旁的一座两层楼古...     

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刚恒毅:推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1922年，他作为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来到中国，标志着法国对中国教会保教权的终止，揭开了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序幕。刚恒毅在华期间，提倡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方式，促进了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特别是作为一个扬名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把中国的艺术引入到天主教会，无疑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意义。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刚恒毅原名C…     

马相伯抗日救亡的思想和活动

马相伯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九·一八”事变后 ,马相伯坚决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 ,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日 ,坚持“不还我河山不止” ,并就如何抵御日寇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是“立息内争 ,共御外侮” ,二是“实施民治 ,以纾国难”。马相伯不仅发表言论呼吁抗日 ,还身体力行 ,其爱国精神和救国勇气令人钦佩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

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处境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时期,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正式确立,而儒学知识界也从总体上批判、否定天主教,由此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促使在华天主教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路.天主教本土化三个基本特征:传教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与仪式的民间性.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这种本土化深刻地影响了天主教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在深植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染上民间化色彩.     

清末天主教和耶稣教在华斗争初探

清末天主教和耶稣教在华斗争初探赵树好天主教和耶稣教是基督教的两大宗派。①早在明世宗嘉靖３１年（１５５２年），天主教就已传入中国．耶稣教入华的时间较晚，直至清仁宗嘉庆１２年（１８７０年），第一个耶稣教士马扎逊才来到中国．清朝末期，来华天主教和耶稣教之间...     

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一个乡村社区的天主教的田野调查,展示了天主教在日常生活和葬礼、敬祖等问题上的处境化问题.笔者认为,正是农村大量的天主教徒具有极深的民间宗教信仰背景,从而使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能自然地进行.站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看,这恰好说明潜在的信徒在尽量多地保留原有宗教资本的情况下,更易接受天主教这一新的宗教产品,这为天主教占领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马相伯宪政思想探析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晚清时期他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与时俱进,力主实行民主共和制。马相伯对中国近代的宪政建设进行了思考,其宪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宪法中的制度设计要合理;其二,中国宜采用联邦制;其三,中国实施宪政的关键是实行民治。他的见解虽有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民治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马相伯教育思想述评

马相伯(1840——1939)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有过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对马相伯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一、教育实践马相伯生逢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逝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在世百年,饱阅世变,历尽沧桑,毕生致力于救国事业。他早年从事教会事业,后又投身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但是,传教、从政都不能使     

论马相伯的教育思想

马相伯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其教育目的是为了救国，教育内容注重科学，教育方法在培养学生的自由研究、演讲等能力。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借鉴意义。     

从文化学的角度谈天主教中国化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四百多年，至“梵二”大会议后，天主教在尽力适应各国具体情况方面进行改革努力，但时至今日，仍步履维艰。文章认为：天主教中国化不应仅仅表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还应表现在文化上，使做为一种西方外来文化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达到相互协调与融合     

马相伯与《拉丁文通》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是晚清上海两所著名的大学——震旦学院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马相伯在这两所大学都强调外语学习,特别是拉丁文学习,并在1905年译刊了《拉丁文通》,拉丁文教学是震旦学院创设的催媒。晚清以来,从同文馆到复旦公学,外语学习的问题已构成一种“外文情结”,至今仍困扰着我们。马相伯在外语教学上的实践和理念是近代中国知识界探寻西方真理,追求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和发展

闽东不但是我国舍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建立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之所在，同时还是我国少有的天主教人口聚居地之一，曾经在我省乃至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天主教早在明朝末年就传到这一片土地，随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发生了强烈的、有时甚至是惊心动魂的撞击。360多年来天主教的教义、礼仪、生活方式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从不相适应到基本上相适应，并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天主教由外来宗教变成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道…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化意识的差异。     

礼仪的交织——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

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与科学交流,而较少关注礼仪.但是,礼仪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作者以清初的丧葬礼仪为例,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儒家与欧洲天主教礼仪的互动与交织.在17世纪中期,中国天主教葬礼已经变得较为巩固,然而传教十和中国信徒仍然在为葬礼的具体形式寻求共识.文献显示,广州事件过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移植天主教礼仪的方法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简单调整,改为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如此之强势.     

试论西方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试论西方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李世平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于明清时期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广西壮族地区，这是已知最早传入西南民族地区的西方宗教。清雍正年间，天主教又从四川传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袾宏为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