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应对

恢复性司法以其全新的理念在中国得到大力的推崇,被害人的保护、节省司法资源和死刑控制是恢复性司法运动在我国兴起的主要动因.为了引导恢复性司法的发展,一些省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都制定了关于恢复性司法的规范性文件,并有效地探索出三种运行模式.当然,对恢复性司法也存在一些争议,包括被害人保护以及恢复性司法运行的障碍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成熟的恢复性司法体系,恢复性司法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下被害人的诉讼参与

被害人保护一直被理论和实务界所忽视.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中国的被害人保护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此背景下,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域外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引进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有力借鉴.     

死刑权的法哲学反思(上)——遮蔽与去蔽

一切有关死刑本质及其存废的问题的前提和核心在于国家是否拥有正当的死刑权,但是死刑权容易被被害人或者被民愤的迷雾笼罩,因此要撩开死刑的面纱、要拨开死刑权的迷雾,才能准确地把握死刑的本质、理性地选择死刑问题的立场。死刑存废的关键取决于国家,历史和现实中国家“专有”死刑权而进行的“立法杀人”、“司法杀人”不过是战争准则在和平时期的泛化和泛滥。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能动司法视野下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之反思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作为能动司法的现实表现,既考虑到对被害人的扶助又考虑到犯罪人的复归,更加关注具体案件当事人的意愿,尊重纠纷双方的合意。当前,虽然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可以破解许多难题,而能否化解和消除这些质疑,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死刑和解中国家公权力行使与公民个人权利维护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实现国家司法权能动性的前提下确保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平等对话沟通,达成协商、宽恕、和解的效果。为此,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刑事司法基本理念进行反思,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能动与克制之间努力探寻动态平衡的基点,从而实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     

论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死刑即生命型,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国家保留死刑,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的废除后又重新恢复,或者仅对某些犯罪废除死刑。关于死刑的目的,实际是刑法目的在死刑制度中的具体化。刑法的目的,是适用某种刑罚要得到什么样的效果。适用刑罚的目的在     

论死刑案件的权力配置

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集权式"死刑控制模式,而西方采取的则是"分权式"死刑控制模式。"集权式"死刑控制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我国在死刑控制方面应适当分权,调整现有的权力配置格局,并据此重新分配司法资源。     

试论死刑存废之关键

一切有关死刑本质及其存废的问题的前提和核心在于国家是否拥有正当的死刑权,国家是掌握死刑权的唯一主体,死刑存废的关键取决于国家的态度,而非被害人和民愤。     

美国死刑走向废除的障碍及启示

美国死刑制度一直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着司法控制性的适用,其目标是逐步迈向死刑的废除。虽然近几年来美国死刑废除的步伐一直在前行,节奏也在加快,却也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民意对政治决策的捆绑与政客影响公众对死刑问题的判断力、陪审团的设立及被害人家属的死刑诉求等因素影响或掣肘着美国死刑废除的进程。     

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下的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犯罪首先是侵犯被害人权益的行为,被害人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因为被害人的加入,刑事法律关系由传统的二元结构(犯罪人和国家)变成了三元结构(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关注被害人的需要.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遭受精神损害,享有精神损害赔偿权,这不仅有利于被害人精神恢复、心理平衡,也体现了对犯罪人的惩罚.为了规范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应当就主体、适用范围和数额的确定等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