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郑注辨误一则

近读<礼记正义>至<学记>,见如下经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郑玄于"中年考校"下注云:"乡遂大夫间岁则考学者之德行道艺.<周礼>:三岁大比乃考焉."(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版,卷三十六,第1521页)笔者对此颇有疑问,故略陈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生命意义的探寻——《野草》中梦与死的浩歌

<野草>是鲁迅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野草>中鲁迅以"梦"为独特方式、以"死"为起点来诠释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在其对死亡意识与生命意义的深思中,最终确证了人从生到死这个必然性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走.鲁迅以其坚定的"走"的姿态和保全个体生命的"走"的前提归结出了人的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     

小议《论语》当中的"子某"

<论语>所记孔子的弟子多称"子某",如子夏、子张、子有等.这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有充分体现.这一章提到76个人名,其中,名、字齐全者74人.     

语境变化:比喻发生的原因——以《周易》古经中三个军事卦为例

选取<周易>古经中"角"、"虎"和"以杞包瓜"为个案,考察它们从甲骨文、金文到<周易>卦爻辞中所处语境的转变,发现它们在甲骨文的占卜语境和金文的祭祀语境中或为人名,或为地名,而转入<周易>的军事语境后,都产生了比喻义.可以说,汉语中比喻的产生正是语境转变的结果.     

《老子》其书的主题是什么--析"导"德经

孔子倡"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郭店楚筒老子>则没有类似的话,只是说"以正之(临)国","道恒无为","道恒无名",希望侯王不生事扰民,不争名,克服自私之为,好静、寡欲.如果说楚简老子代表老聃的政治思想,那么这里可以看出他有别于和深于孔子的地方,但是到了帛本类<老子>,则可以看到"导之以德"已经发展、深化、系统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完整的<"导"德经>了.由此再看<老子>的主题是什么,而且再看<老子>非出自老聃一人之手,也就清楚多了.     

"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有关汉乐的两个问题

一、汉乐"三品说" <后汉书·礼仪中>注引蔡邕<礼乐志>日:"汉乐四品:一日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日周颂雅乐,典辟雍、乡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日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日‘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诗经》三《颂》性质考论

<诗经>三<颂>的主导思想倾向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诗的宗旨在于颂"今",而不在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大体作于殷商后期,亦主颂时王.商、周之<颂>皆以颂天子盛德、成功的方式告神,<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对<颂>诗所颂对象性质的认定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以三<颂>所颂对象为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以揭示<颂>诗的本相.     

明人赵完璧生卒考

赵完璧,字全卿,号云壑,晚号海壑,胶州人,由贡生官至巩昌府通判,有诗文集<海壑吟稿>,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王三锡在<海壑吟稿>序言中述其因抗忤权奸锦衣卫都督陆炳获罪,于狱中与杨继盛唱和一事,推重其志节;<胶州志>谓其"执法不避权贵";四库馆臣亦称其"可谓志节之士",惜其"徒以名位未高,史不立传,遂几于湮没不彰,仅赖此集之存,犹得略见其始末,亦足见正真之气,有不得而销蚀者矣",并揄扬其诗:"多触事起兴,吐属天然,绝无叫嚣怒张之态,亦与有明末造矫激取名者有殊."评价颇高.     

质疑《声无哀乐论》——读评《声无哀乐论》兼议《音心对映论》

文章首次将<声无哀乐论>和<音心对映论>作为迄今为止<乐记>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相提并论,并以一种全新的角度系统地对<声无哀乐论>进行读评,肯定其与<乐记>一脉相承,同时提出嵇康以<声无哀乐论>反对<乐记>的"音有哀乐论"是文不对题,遂分类归纳其谬并予以评论.但又提出其谬许是作者"故意制造错觉,静观对方的智慧如何"的假设.文章认为<音心对映论>与<声无哀乐论>从命题看,完全相反,但后者的某些论点与前者又基本一致.<音心对映论>对于<乐记>"和律论"的挖掘,使当代音乐美学研究注重了以人为本.     

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一文将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归纳为"求诸传统的认定方法"、"'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和"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三种,这一归纳是不全面的,而且存在着混淆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的嫌疑.美国学者提出的原旨主义方法、文本主义方法、建构性的方法、推定的方法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标准和评价标准,可以视为对该文的补正.     

闽中十子研究管窥

明初的"闽中十子"诗派,就是福州诗派,或者叫晋安诗派."闽中十子"名单的正式确立,当始于袁、马的<闽中十子诗>,后来为<明史·文苑传>所袭用,遂成定名.<闽中十子诗>是"十子"的诗歌选本,而非全本,深入研究"十子",仅读<十子诗>这一选本是远不够的.研究"闽中十子"诗派,还应注意"十子"之外的参与倡酬的诗人及其作品.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藏彝走廊的回藏关系——访云南省香格里拉三坝乡安南村

香格里拉原名建塘,汉名叫中甸,<中甸县地名志>记载了中甸县的两种解释:1、中甸为纳西语"主地"的音译,含义为①酋长住地.②饲养牦犏牛的地方或寒冷的地方.最早见于明代的汉子写为"忠甸".     

荒诞境遇中的人学话语与主体建构——以宗璞小说《我是谁》、《蜗居》为考察对象

"文革"结束之后,宗璞接连创作出<我是谁>和<蜗居>,它们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具代表性的反思"文革"的作品,也是新时期现代派小说的溢觞之作.这两篇小说以作者对"文革"记忆的艺术表现为中心,用夸张、变形、象征等艺术形式,表述了知识者荒诞的生存境遇.逃避、希望与直面,是知识者面对荒诞现实时的三种不同态度.<蜗居>中的"青年"在寻找"真"的"人"的过程中,完成了既否定自我又拒绝成为他者的主体建构.     

忽推哈敦与伊利汗国前期政治——蒙古制度在西亚的实践

忽推哈敦是伊利汗国建立者旭烈兀的皇后,也是第三任伊利汗阿合马的母亲。她在旭烈兀西征时留守蒙古,于旭烈兀去世后来到伊朗。她在伊朗具有"大皇后"的高贵身份,并随着阿合马的即位而地位达到顶峰。她的参政和辅佐未能挽救阿合马的败亡命运,但其生平和活动为研究者勾勒出了伊利汗国前期的发展和政治的更迭。本文以波斯语文献为主要史料,通过对忽推哈敦生平事迹的全面梳理,考察了蒙古斡耳朵制度的"西迁"和皇后干政惯例在西亚的实践,并着重探讨蒙古基本法"札撒"在伊利汗国前期政治中所受到的坚持与挑战。     

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考述

赋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重要文体之一,主要由所司命题.把握题目出处不仅利于应试者体察命题旨趣,切中题意行文展才,同时有利于对唐代试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广泛,或取古事或征今事,但以古事为题者明显处于优势,尤以儒经、史传、道家经典为主,表现出浓厚的宗经、重史和体道特征.其中以儒经为题者,<尚书>、<礼记>、<春秋左传>为重;以诸史为题者,<史记>为重;以道家经典为题者,<庄子>为重.     

《知北游》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内七篇"基本文体结构和基本义理结构为标准,通过结构辨析推断:郭象版<知北游>前六章,属于原<知北游>完整结构;郭象版<知北游>后六章,为郭象裁剪别篇移入,破坏了文体结构和义理结构.郭象的捣鬼旨在让孔子成为篇末的终极论道者,违背了"内七篇"斥孔之旨.而旧庄学据此孤例,极其荒谬地把郭象版<知北游>推崇为整部<庄子>最佳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