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治维新时期的地税改革

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农民依附于封建主 ,被束缚在土地上 ,按时缴纳年贡。贡租是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 ,农民除了要缴纳占收成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实物地租外 ,还要缴纳十几种杂税和履行各种义务。明治维新后 ,由于打破了藩界 ,取消了关卡 ,国内统一市场开始初步形成。可是在农村 ,旧的封建贡赋制度仍然存在 ,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治政府认识到 :“租税是建国的根本和关系到民心向背的极其重大的事情。”所以 ,明治政权建立不久 ,便迫不及待地要改革封建的贡赋制度和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度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扩大财源。总之 ,明治政府推行的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 ,使封建生产关系基本解体 ,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的发展道路。     

论德川日本的密探统治

明治维新前统治日本的政权,乃是素有“密探政府”之称的德川幕府。当时,探子们活动在日本的各个角落,刺探人们哪怕是最私密的行为,使时人疑神疑鬼,相互提防,不仅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和谐关系,也阻碍了人性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移植

阐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移植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背景,分析这一特殊时期日本法律移植的内容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进行法律移植的启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西洋意识的诸类型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的西洋意识,奠定了近代日本对西方态度的思想基础。其类型大致可分成追赶意识、霸业意识、文明意识与东西意识。诸类意识间的相互作用规定了近代日本在追求其国家目标时的政策及行为性质。     

日本第一忍者的“忍”道

德川家康，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日本人称为第一忍者。他以其独特的“忍道”开创了德川幕府，奠定了日本江户时代三百年的基业。曾有人问德川家康：“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德川回答说：“那我就等到它啼为止。”     

论明治维新前夕中国在日本对外部世界认识中的作用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尽管仍实行锁国政策 ,但注意对外部世界信息的收集 ,而中国是其信息的主要来源 :一是中国商人所提供的情报 ,二是中国学者的书籍 ,再就是他们直接到中国来考察 ,这些对日本形成正确的西方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从中国的危局中也吸取了经验教训。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政府及时把握时局 ,制定比较开明的对策 ,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     

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以德川幕府外交为中心

日本于17世纪30年代构筑起自己的华夷秩序——大君外交体制,日本型华夷秩序以与中国华夷秩序相对抗为特点.实际上,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否真正存在,至今仍无定论.分析江户时期日本的对外意识变化和华夷秩序观,可以说明,日本的华夷意识和华夷秩序观是存在的,但不能称之为“华夷秩序”,称之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会更为恰当.     

《日本杂事诗》的明治维新解读

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以诗歌的形式,对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解读,是晚清末期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早做出的全面的反应与记载。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巨变波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一个挚爱着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在考察日本发展的同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祖国的贫病交加,因此他在《日本杂事诗》中可以说塑造了一个近代中国的学习榜样,他认为日本的发展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衷心希望中国通过学习日本,像日本一样走上发展与富强的道路。     

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及其经济影响

明治维新前,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近世日本,由于"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从事工商业经济为主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兴起,促进了日本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促使日本产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为即将到来的重大社会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发端,几乎同时走上了探索现代化之路.日本通过维新改革成长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中国却越来越被边缘化.中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日本奉行"和魂洋才"、"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是导致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论日本幕末利益格局失衡下的社会矛盾——兼及明治维新发生的内在原因

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由于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引发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最终达到表面冲突的激烈形式。封建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始终存在,并呈现更加激化的趋势。武士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加上武士在商品货币经济冲击下日趋贫困,引起了下级武士对领主乃至这一制度的强烈不满。开国以后民族矛盾上升的忧患中,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矛盾交织,特权商人与普通商人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中的市场矛盾,日益贫困的农民与商人、豪农之间的矛盾尖锐与激化,国诉、改造世道运动等此起彼伏,导致幕府统治摇摇欲坠。最终促成明治维新的发生。     

论近代日本、朝鲜两国的社会变革——以日本明治维新与朝鲜甲申政变之比较为中心

日本明治维新和朝鲜甲申政变,可谓是东亚日朝两国试图把封建国家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国,而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图的朝鲜甲申政变却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朝鲜最终坠入殖民地的深渊.综观近代日朝两国社会变革,就不难发现两国的变法维新历史背景相近,时间相隔不远,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手段,试图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也能发现两国进行改革的斗争路线和手段、变革领导集团的实力、两国的文化特点却不尽相同.两国变革成败的历史必然性也寓于其中.     

洋务运动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中日科技教育之比较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本文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国在科技教育领域采取的措施，及为科技教育紧密联系的其它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从科技教育这一侧面找出两国科技发展差距的原因，为今后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和日本近代化改革的比较考察──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中日近代化改革是对后发型国家近代化道路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富于典型意义的课题。本文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中心,围绕着改革的背景与目标、西方近代思想的导人及其特征、近代教育的创立及其指导思想等三个方面,对起步阶段的中日近代化改革作了宏观性的比较考察,主要试图揭示两国近代化改革的不同特征。     

西周的启蒙思想与日本近代化

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运动发端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在明治初期随着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中达到鼎盛.这一思想运动举起国家主义政治观、功利主义道德观和脱亚入欧文明进化观的旗帜,为日本近代化起到了鸣锣开道的历史作用.     

日本国民性之政治地理学解读

要理解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行为,必须首先对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有很好的解读。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劣势对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如何使地理环境的不利因素转变为对日本民族发展有利的激励因素而避免其成为右翼向国际社会争取“生存空间”的借口和动力,对日本来说是个未完成的课题。     

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

日本的闭关锁国时期始自1639年第五道锁国令的颁行,直至1854年被迫开国为止,时间长达215年.日本在锁国期间,德川幕府严禁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除中国人及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人外,其他外国人不准来日本;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来日时,限制住地,不准与日本百姓接触,中国商人只能住在长崎的唐人屋敷(唐馆),荷兰商人只能住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造小岛--出岛上.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试论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以《日本评论》为例

中国的日本研究可谓历史久远,截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研究日本的高潮,每一次研究高潮都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民国时期曾出现了第三次研究日本的高潮,此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期刊大发展的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之际,一批“知日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日本研究的工作之中,因此这个时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专事研究日本的期刊,《日本评论》即为其中优秀代表之一.     

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

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研究和国民性研究两部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而国民性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其精彩部分也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主要致力于日本文化研究的提倡,关于日本国民性虽也有所涉及,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展开.他真正投入精力进行日本文化思考和国民性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一组"日本管窥"谈日本文化书"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思考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