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傅山的政治思想

傅山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他治学严谨,专精傅综,经史子集,无不探索.傅山治学,不是为了钻在故纸堆里当学究,而是为了实功,为了致用.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说,傅山的一生是“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傅山自己说,“经术蔽腐儒,文章难救时”,“执经就腐朽,无益空中尘”说明他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济世”和“救时”.傅山思想的这个特点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他     

傅山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及开展傅山研究的重要性

傅山生长在晋中,得到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谈。和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相同。他反对理学道统,提倡诸子之学的研究,反对空谈性命,主张经世致用等。他们都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启蒙思想,不过各人的表现不同。傅山少年时代就有侠义之气,曾经和他的友人对阉党和权奸进行过坚决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傅山闻名于天下。傅山是山西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他不只是思想家,还工书法,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通,并且兼工绘画。他喜赵松雪、白香山的墨迹,爱其圆转流丽。后来转而改学颜真卿的书法。他对书法曾经说过:“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     

傅山与李贽

明清之际,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批进步的哲学家、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朱之瑜、李颙、颜元等,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批判宋明理学,主张经世致用,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傅山是这一时期中富有民主启蒙倾向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反对传统思想,批判理学,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等方面,比之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尤具特色。本文拟就傅山对李贽的态度及傅山承受李贽思想影响的问题,     

纯任天机的审美观——傅山的美学思想

傅山是明清之际的杰出的思想家,也是那一时期的一位杰出的美学家。他的诗文写得很清新,还工书法、金石篆刻和绘画,书法在清初有“国朝第一”之誉,“画入逸品”。因此他的一系列关于美学问题的命题和论述,既有思想家的深刻性,又有着文学艺术家的准确性。他既强调文艺创作的真,显示了那一时期美学思潮的时代特征和进步意义;又重视文学艺术家的人品操守,并把这一点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显示了他的思想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他富有说服力地论述了真善美的统一。遗憾的是,傅山的这一美学遗产并未引起我们学述界应有的重视,一些美学家在谈到那一时期的美学时,往往只讲王夫之,而对子傅山,却未予理会。实际上,傅山的美学理论,特别是他对于诗歌和书法艺术的论术,在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上,并不比王夫之的诗歌美学理论逊色。更由于傅山的思想理论“皆反常之论”,而王夫之则自居正统,因而两相比较,傅山的理论体系更少保守性,更具进步性。     

自然人性论是傅山思想的核心

傅山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清人丁宝铨在《霜红龛集序》中,把傅山同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并列,同评为明代“遗老之魁硕”。可见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学术上的巨大成就。那么,傅山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笔者以为是他的自然人性论。只有抓住了这一点,才能揭示出他的整个思想的历史特征和理论价值。     

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周易》

魏源生活在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转型期。他是在中国人民经历长期闭关锁国之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历史人物。魏源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饱受传统儒学教养。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举起近代早期启蒙思想的大旗,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呼号社会改革。他的经邦济世思想,深深打上《周易》思想的烙印。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傅山“外王”实践的人文价值

傅山以笃学和＂孔颜乐处＂式的遁世赢得后世对他的景仰,但他也在不折不扣地终身实践着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想,他那为邦济世的愿望、民生倾向、远佞人以笃志共同构筑了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壮美历程。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傅山甲申前后的诗作与思想变迁

1644年(甲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王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占领了京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傅山,曾以唐代大诗人杜甫自喻,写下了大量的忧国忧民的悲壮诗篇,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经过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对于正确评价傅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     

走出书斋回向人间——李敖论

作为一位思想家,李敖的思想核心是自由主义。审视传统文化、争取言论自由、以学术济世是他毕生奋斗的主要内容;在从“影响政治”到“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他完成了对传统自由主义铁限的大胆超越。     

傅山思想探析

傅山是位气节崇高的爱国主义学者,他博学多才,于诗赋、书法、绘画、音韵、训诂、子史等皆有精深的造诣。他懂医道,尤精女科,“以医术活人”,“贵贱一视之”。在傅山的郡望山西,人民珍爱他的遗墨,怀念他的为人,敬之不啻神话中的人物。     

析谭嗣同倡伦理变革的思想基础

<正> 谭嗣同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冲决封建“网罗”、尤其是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最勇猛的斗士。他的伦理变革思想虽然还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其改良主义立场也在其中作梗,但他要变封建道德为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却是异常鲜明的。他几无顾忌地批判封建纲常,热情倡导平等、博爱(相亲相爱)、自由的资产阶级道德,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可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党人的立场媲美。他主张“冲决君主之网罗”,但他认为那是将来的事,而关于“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却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并希望以此作为变法的基础。他的这一鲜明的勇于冲决封建伦常网罗的特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那么,谭嗣同如此明确坚决的伦理变革思想究竟建立在什么思想基地之上呢?     

三百年傅山评价变迁

傅山活着时,誉之者说他是“义士仁人”(明名士马士奇曾写《山右二义士传》以歌颂傅山),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评语)。诋毁者斥责他“学问粗浅驳杂”(清·李光地语),说他:“发口鄙秽”,“求古而适得风沙气”(清·何埠语)。     

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晏阳初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和“正道直行”的品格修养,都在他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梁启超的“新民说”又使晏的民本思想得到升华,民本思想成为其进行乡村改造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博爱哲学和济世扶贫的人道主义与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启迪了他热爱平民大众的思想,给了他矢志乡村改造的精神动力;而他对苦力的深刻认识和对平民的广泛同情则是其进行乡村改造的社会基础。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谈吴趼人的“恢复旧道德”

吴趼人“恢复旧道德”的政治主张,以孟子的民权思想为核心,同时又兼容了洋务派与改良派的思想及西方的民主科技思想。“恢复旧道德”并不标志吴趼人的消极厌世与思想倒退,而是他探求济世之术、设计建国方略的积极用世思想的体现。“恢复旧道德”的政治主张虽有局限性,在当时也行不通,但它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应彻底否定。     

傅山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太原人。他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在明末清初批判封建主义的启蒙思潮中,他发出的“反常之论”(《霜红龛集》卷三十五),锋芒犀利,独树一帜。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主义,是最积极进步的部分。     

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出的“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正日益引起史家的注意。有的同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他揭露了汉武帝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走上了扼杀经济发展生机的道路,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及其所必然的理沦”。笔者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在揭露和批判汉武帝经济专制政策方面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对称司马迁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的说法,则不敢苟同。由于对“善者因之”这一思想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就此论列一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