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挖掘与发展——从韦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内容,但是缺乏对文化哲学视角下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韦伯将理性精神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文化哲学视角下揭示了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方确立,从而在工具合理性的基础上揭示和诊断有关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又借助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内容从文化哲学角度作了进一步扩展,从而挖掘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     

异化与理性化：工业社会的两重维度——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韦伯语境的阐释与充实

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及其深受二人影响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倾向于认为以韦伯理性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它们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理论维度对同一目标即工业社会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激烈的批判.在此基础之上,理性化理论是对异化理论的一种回应,两者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更广的领域中相互交融.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韦伯语境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与充实.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合理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合理性被赋予现代性的内涵.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由于两者的冲突,使现代性陷入二难困境.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基础上挖掘出交往合理性概念,致力于重建现代性.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病理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于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交往合理性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其实质是全面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作无力辩护.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理性的进步意义与危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解析

韦伯将理性主义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正是理性的作用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但理性主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进步和促进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装进一个钢铁般的牢笼里。韦伯理性化的现代性分析不仅为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与分析框架,对后发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韦伯提出的应对现代性困境的诸多举措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交往理性”构建——深度解释学视域中的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研究可以在深度解释学方法论构架内得到恰当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理论融合进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其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意识形态理论。从深度解释学视角看,新意识形态论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象征形式,是一种历史谋划;相对于旧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更具迷惑、辩护和操作性;在韦伯对自然祛魅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解释基础上,哈贝马斯新意识形态论是对现代性的再解释: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在交往领域的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建立牢固基础。     

论韦伯的文化理论

德国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实际上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化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研究中,韦伯深度展开探讨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所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对西方世界观"除魅"的阐释中,韦伯揭示了现代价值观的竞争和冲突,呈现了现代文化"秩序过度"与"冲突过度"的复杂纠缠;在对西方理性化命运的探究中,韦伯分析了西方自律艺术的形成及技术与艺术进步的关系。这些重要观念,不但对现代文化生产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当代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概括韦伯的文化观点,为当前正在讨论的一些文化议题提供一些新的资源。     

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与韦伯———《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序言

郑飞博士的《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以纠正人们通常对于马克思和韦伯思想的误读为鹄的,因而在中国急速建成现代社会,从而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现代性之时,这一著作对于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研究便尤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而言,马克思与韦伯的重要性与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在对于这两位伟大思想家关于现代社会思想的比较理解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和误差。当前国内学界对于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及社会哲学在冷置多年后的重新高度重视,亦足以说明回到现代社会理论创始人及其视界并予以重新审视,已成为当今理论研究之一迫切任务。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的法律发展

现代性已成为当今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 ,从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两个维度构筑了现代性的病理学 ,现代法制自然也在它的视域之内。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呈现出社会性功能化、私法基础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法律发展应遵循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了解我国法律发展的进程和历史境地 ,吸纳法律发展的最新理论 ,以利益衡平为价值取向 ,确立可持续发展观 ,实现由刑法时代向民法和宪政时代的转变 ,使法治走向日常生活。     

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的比较

两位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但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 ,合理性概念的意义和性质各不相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只是分析近代社会的叙述工具 ,即价值中立的理想型工具。而哈贝马斯要从合理性概念中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 ,即交往合理性。这也说明了他们对社会研究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 ———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

1979—1980年之交,费孝通先生受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停滞近30年后破土重生。苏国勋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先生在这30年间,从硕博期间开始梳理苏俄社会学发展、开创大陆韦伯研究,完成哲学到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转型;继而参加社会学第一、二期讲习班,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长期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主持《国外社会学》20余载;承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社会学理论方向博士生;任《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社会理论》主编,《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主编,《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等等;近年来主张从文化进路（尤其是儒释道合流的角度）重新检视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苏国勋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过西学教育,但始终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心仪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经验,学问出入于中西学之间。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特性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主要关注其断裂、理性化和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们影响了西方现代审美思想和现代美学流派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反叛西方审美传统、反对工具理性和反思西方审美局限的特征.     

理性与理性化之间的迷思和张力——对马克斯·韦伯“理性化“概念的解读

本文认为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文章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理性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从对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性入手的。他以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和分析现代社会，使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预见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已成为探讨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