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的矫正模式,通过把罪犯置于开放环境,即社区中进行教育改造来实现既能够达到惩戒罪犯,彰显法律权威的目的,又能够使罪犯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协调一致,实现从犯罪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矫正制度能够克服监禁刑矫正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有利于提高再社会化质量,对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必须看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尚处于摸索之中,如何确立适合我国发展要求的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易事。本文结合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基本设想,即观念更新、制度保障、专门机构和人员、相关机构分工配合、前瞻性调研等。     

托克维尔民主政治理论中的社区思想视角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阐述的民主政治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有关社区的思想.托克维尔从社区的要素来考察美国民主,特别是从美国社会的"乡镇精神"这种社区意识中寻找美国民主的真谛.托克维尔政治理论的社区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预见性、现代社区精神以及市民社会等特征,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威重建、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社区精英对社区治理过程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营造和谐社区过程中,必须构建国家与社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互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精英的引导性互动、国家与社区精英的整合性互动三种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模式。     

浅析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社区的“善治”？这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传统的治理模式在现代社区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显现出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先天的不足,究其根本就在于或多或少都存在行政垄断与公民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现实中要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达到社区“善治”,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才能实现。     

乡土社区文化——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

目前中国进行的社区建设是舶来品,然而社区文化不能完全也是舶来品。中西方社区建设的发端及文化传统不同,加之中国传统乡土社区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顽强生命力,都决定了中国现代社区文化需要根植于传统社区文化。只有积极发掘乡土社区文化的当代作用,兼收并蓄多种营养成分,中国现代社区文化才能茁壮成长。     

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展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社区自组织机制自社区产生后就存在了,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自组织机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在"全能政府"失败与"万能市场"失灵并存的背景下,社区自组织机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对转型时期中国的社区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社区整舍机制由以"他组织"为主导向以"自组织"为基础的转变,不仅是社区内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贵州民族村寨为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既有传统意蕴又具当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部分传统社会资本的时代意识欠缺以及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资本在参与乡村治理时显得有所缺失。值此新农村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有必要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治理中合理的传统治理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或创造性地重构;同时,积极培育并大力发展现代社会资本,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民族村寨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治理的善治。     

大学城：文化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以杭州大学城与仓前镇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杭州大学城位于江南风格鲜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余杭仓前镇，大学城的建设必将造就新的文化内涵，并推进区域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通过与区域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一种新的创新文化，形成一个新型的现代社区。     

社会学经验研究传统的形成与确立

在现代社会学中,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了这一学科的两大主要传统。但同后者相比,有关经验社会研究本身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欧美早期经验社会研究的形成和确立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经验社会研究的产生背景、制度化的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社会学理论研究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是有积极意义的。     

媒体关注

社区关键词深圳将制订全国首部"社区法"继在全国率先为社会建设立法后,广东深圳拟再创先河,为社区建设立法。该市正在制订全国第一部"社区法"——《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条例》的内容初步拟定为8个部分,包括总则、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自治、促进和保障、附则等。其中,备受关注的"社     

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介绍

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长期坚持"立足上海,依托长三角,引领学科发展,培育学派风格"的发展目标,围绕"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合作机制"的核心论题,置身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环境,创建学科平台,打造学术团队,努力培育符合国家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管理需求,契合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生长点,凝炼出组织决策与关系协调、社会网络与社会风险管理、社会流动与社区治理等优势研究方向,确立了在国内社会学界的独特地位.     

“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治理难题.解决这类社区的治理难题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对社区政治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保证治理方案的创新和绩效.社会资本是与社区治理紧密相连的理论工具,传统社会资本的崩解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乏是“过渡型社区”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重塑社会资本是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善治理的有效方案,但却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政府与社会、中国适用性等方面的关系.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重点分析“过渡型社区”治理难题背后的政治社会根源,以求获得学界和社区管理者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视.     

20世纪以来社文化的学术史回顾与思考

社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礼俗,在官方和民间以社祭的主体形式流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与节日礼俗,"社"至今被人们用来命名"社会""社团""社区"等当代社会组织,且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文化意义.耙梳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人对古代社文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代社文化研究成果,能为社的文化历史起源、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及现代社节的节日传承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社会治理视野下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与创新——对“下城模式”的重新解读

社区志愿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杭州市下城区以社区志愿服务为平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公益为导向、民生为根本的"网络化管理、多元化发展、项目化运作、品牌化推进"的发展模式。同时,杭州市下城区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社会治理途径,需要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构社区志愿服务创新模式,这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疆文化治理的路径研究

文化的塑人、化人本质决定了文化其实是一种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过程,决定了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构建现代公序良俗和实现善治。这也契合了新疆社会治理与转型的精神实质,那就是善治。发挥文化治理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种社会治理新形态。文化在社会治理中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新疆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面临着挑战,对新疆的文化治理要做到以下几点:文化要接地气、透灵气、拼底气、鼓士气、重和气。     

“农家乐“休闲热的社会学分析——对团结乡生态休闲旅游业的调查

本文试图通过对昆明市西山区团结乡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发展"农家乐"生态、休闲旅游经济的调查,探讨这一现象,在非农化进程、农村社区建设和人们小康生活中的意义.     

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与我国城市社区认同性整合

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精神的非私人性信任与互惠,其表现为基于义务之道德伦理意涵的普遍主义公民参与精神。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区别于个人主义的普遍主义精神,在西方国家现代社区的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整合困境,可以从社区居民缺乏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得到一定解释。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培育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作为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在社区建设的内容之一,对社区认同性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从"善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善治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从善治视角审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进步意义及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国家观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从善治视域探寻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     

行动与历史:吴文藻与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的间距

针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一较具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回到吴文藻与费孝通两位跨代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两人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质上的区别:吴文藻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所持的是以"行动"为取向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则一直践行着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而与吴文藻研究所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也可以有历史维度,特别是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中愈加突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两人虽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存在着间距,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均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即中国社会学在坚持一贯的"行动"取向之外,"历史"维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将丰富和确证中国社会学的"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