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综述和评价

在乡村政治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这个提法,更适合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学术常识来看待,而不能用它来指称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但是,作为这个框架的理论支柱之一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其意义并不能因此被否定,在新的语用形态下,它能给乡村政治研究指引出新的方向.     

网络影响下国家与乡村互动方式的嬗变

网络问政的兴起推动着各级政府和乡村社区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由串联式向并联式转变,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社区和上级政府间的信息中介角色被弱化,其原有的双向信息优势被消解,这导致其自利性施政空间被压缩。网络化背景下社区外的多元社会主体可以参与到乡村与国家间的信息互动过程中,原有的国家——乡村二元互动转变为国家——社会——乡村三方互动。因网络技术而生发的诸变化昭示着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趋势性变迁,乡村社区的治理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转型,应由封闭型治理转向开放型治理,由控制型治理转向合作型治理。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理解乡村治理的变化，必须研究乡村治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乡村治理理念的变化并非无关联性，传统的治理理念对近现代的治理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建构的实践正在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的继承性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政权的建构具有自身的特点。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初步研究

中央公园是出现在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央公园接纳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化、国家与社会，种种样态在此均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中央公园为我们提供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驳杂面相。     

建国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

摘 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国家限度理论探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两者关系的变化演进情况。     

政府干预转型与乡村产业发展：基于国家农民关系重构的视角

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后税费时代,国家农民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地方政府亦转变乡村产业干预策略,通过重构农技服务体系、强化党政服务能力引领地域产业发展,其经验在于技术与行政服务机制有机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了社群自主发展产业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由行政部门、科研组织和村社技术精英构成的新农技服务体系,通过示范机制成功地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扩散到乡村;县域政府通过稳定产业政策、落实服务责任和基层组织动员,顺利地将产业服务资源输入乡村。政府在产业服务中与农民形成互动式治理机制,有效回应了农民的产业发展需求,形塑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贡献了地方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国家农民关系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转型时期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川东阳镇上访事件为研究案例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土地问题日益成为农村上访事件的主要因素。农村的上访事件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些困难,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确保农民的利益以及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以川东阳镇发生的上访事件为研究案例,力图找到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及其发生机理,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持;建立合理化的绩效考核制度。     

社会治理与乡村治理：必需一个无比明晰的社会图景吗？

针对当前乡村研究中呼吁国家加强汲取能力和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乃至农民内心世界的观点,指出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把握国家退出的真正义涵。在国家事实上采取新的方式掌控乡村社会的前提下,隐藏在治理背后的是民族一国家控制社会的逻辑。相比发育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乡村治理和吁请国家进一步介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及至农民的内心世界的设想,无疑具有应该警惕的更大的社会风险。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当代中国农民跌宕起伏的遭遇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与百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张弛之变紧密相连。围绕着中国农民历史创造者的动力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关于中国农村的变革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抗争/底层社会＂的线索;一种是＂权力/文化＂的线索。前者在描述底层政治的显性特征和回应转型政治的突出特点上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性;后者则试图揭示基层治理的特征及其社会结构的基础。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

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学界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大体归为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的视角;二是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视角;三是基层民主与农民维权的视角;四是基层政府与村庄精英的视角。四个视角涵盖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需要看到,现有研究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解释模式较为单一,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 ,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 ,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 ,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 ,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 ,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 ,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 ,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 ,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