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邯郸淳《笑林》为中心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和清谈之风推动了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和文体的独立是魏晋笑话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笑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两汉笑话的目的是娱乐与说理并重,魏晋笑话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娱乐。先秦两汉时期的笑话存在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之中,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魏晋笑话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魏晋笑话对后世笑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笑话发展的历程中,以《笑林》为代表的魏晋笑话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论《孔丛子》的史料价值

《孔丛子》成书于魏晋时期,作为孔氏家传文献,该书在叙事说理中,引用了大量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材料,涉及到《尚书》、《诗经》、《墨子》、《春秋经传》、《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历史文献及相关材料,对于补正上述文献流传中的讹误及佐证、纠正时人的某些研究结论,以及儒学思想史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神话到宗教?--论先秦两汉嫦娥奔月故事的长生主题演化

从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来看,嫦娥奔月故事的情节经历了不断丰富和演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文本系统为《归藏》、《灵宪》和《淮南子》高诱注。最初,这个故事几乎不涉及家庭维度与道德维度,在两汉人的视野中,逐渐加入了这两个维度。同时,这个比较原始的神仙家流传的仙话,到两汉时逐渐接受儒家礼教和新的道教教义的裁量,因而不断被进行新的诠释与改写,表现出文本内在的张力。透过故事演化的表象,先秦两汉人对于生命的认识次第显现。     

宗教真实与文学想象——《太平广记》仙传小说的叙事特征

仙传小说是《太平广记》辑录的重要题材类型,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独特的叙事特征,即以史传叙事结构展示神仙故事的宗教真实性,以模糊叙事语句遮蔽神仙及其仙迹超现实的虚幻性,以对比、衬托等叙事技巧凸显神仙生命的长生久视,以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强化神仙可求的宗教目的。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兼顾了仙传小说宗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性,弥合了"宗教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内在冲突。     

东汉仙人碑“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及与仙传之关系——以《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为中心

东汉的《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因碑主身份的特殊性,叙事强调“征实”,体现出鲜明的“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葛洪《神仙传》在描写“须臾间万里取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两大情节时,并未取法《列仙传》、《论衡》此类传世文献,其情节结构更多与东汉仙人碑传雷同。可见仙人碑传对仙传叙事的传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体现了汉代至两晋时期仙传撰写的发展与变化。东汉三仙人碑传中展现的神术只不过是东汉末年道士集团为争取社会地位、取信于人的设计,是更形象、更直观、更具体的宗教性阐释。在这样的阐释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诗意与修辞要素”,使叙事富丽详赡,情节曲折离奇,意境神秘悠远,并且创造了血肉丰满的道教仙人形象,形成了独具趣味的文学叙事模式。 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

对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叙事"创作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考查,应该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按照历时的线性发展,对动物叙事的资源谱系与类型衍生加以系统梳理与有效论证。动物叙事这一特殊的叙事类型,其漫长的历史传承与自身类型繁衍、演进的不断完善进阶的过程,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段来进行考察,分别为先秦两汉时期、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段,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动物叙事由最初的初创雏形期到渐趋繁荣发展、趋于平缓稳定并最终向完备的叙事学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样式有效过渡的发展历程。而包括《山海经》《庄子》《搜神记》《太平广记》《西游记》《聊斋志异》《狼图腾》等诸多中国动物叙事历史上的代表性著作或合集皆纳入到论题的论述范畴之中,这也将有利于从历史与发展的维度对当代动物叙事创作的来龙去脉做出清晰而醒目的认证,进而把握与探询中国"动物叙事"的流传与演变的内在肌理。     

先秦两汉时期古典美学"丽"范畴论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时期的"丽",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丽"在先秦时期作"形容词"、"数量词"、"动词"等属性论初具审美内蕴,但基本上未有意识地被纳入艺术审美视野."丽"在两汉时期文论视野中,在"文体论"、"鉴赏论"等层面,表现出审美质性,但几乎都是文论家们自发地对之理性把握,揭示的也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论"作为一种文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诸子百家之书,除了《论语》《老子》等少数几部之外,大部分都可归为"论"体。但是先秦时期以"论"为名的篇籍却很少,关于"论"的文体观念也只是萌芽而已。西汉前期经学尚未大兴时,承先秦余绪,论体著述颇为可观,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至西汉后期,论体著述屈指可数。而在两汉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导致部分士人思想家与作为主流的经学话语出现疏离,于是以论为体、以论为名的著述有所增加;同时,关于"论"的文体意识也空前地鲜明起来。到了东汉后期直至曹魏时期,随着经学的衰微、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论体著述就大量涌现了。"论"这一文体及文体观念的演变,与士人阶层身份意识、精神旨趣的变化息息相关,表征着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     

郑国历史传说的文化内涵及文学价值

郑国的历史传说涉及明君贤臣、平民百姓和道家成员,其内容以郑国的历史为背景,反映了时代风尚、郑人秉性和道家理念,其中体现出智与愚的互补,以及道家对传统崇高形象的颠覆。这些历史传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叙事、议论有较强的文学性,是先秦两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反映出早期历史传说生成、演变的某些普遍规律。     

民众信仰与六朝社会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阶段 ,秦汉确定的帝国思想体系崩解 ,以佛道二教为主的宗教思想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 ,区域性地方信仰亦随着地方文化发展而凸现 ,六朝时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南朝的最后灭亡与其精神涣散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

史论即人们对客观历史所作的评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见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随着史学的多途发展,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形式也更加多样。所探讨的问题,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多与现实有关,涉及政治兴亡、民族关系、门阀观念、宗教思想等许多方面,南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北魏静轮天宫研究——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北魏静轮天宫为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标志性建筑,是寇谦之新的成仙理论的具体实施。它是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神仙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柏梁之流的建筑理念加以创制而成的。而太武帝灭佛,则与魏太子拓跋晃奏停建造静轮宫有最直接的联系。     

明清老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明清老学内容丰富,在思想上也仍然具有创造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通过梳理《老子》的注解,结合儒道释思想在老学中的融合与老学的民间化进程,对明清时期老学的主要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对老子思想政治功能的阐述达到了新的高度,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如何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同时以儒家的经世思想改造道家的贵身理念,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传统,同时有限度地肯定了私的价值和合理性,由此发展出具有一定政治启蒙色彩的公私观。研究还认为,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明清学者在老学中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比附,而是注意揭示儒、道、释之间能够互通合一的深层原因,有的以气沟通三教之道,认为儒、道、释各家的修养方法虽然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境界却异曲同工;有的从老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思维方式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老子并不是要绝弃儒家的仁义礼智,理解老子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其“立言之大意”,或正言若反,或反言若正,而老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修身治国为主,抓住了这一主旨及老子的立言特点,便知“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研究表明,随着明清道教发展的下移,其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此相关,明清道教老学中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正是道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独特方式和具体体现。     

《刘子》论“权”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明权》篇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而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秦汉政治文明建设

秦汉是我国传统政治文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批判地继承先秦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明。首先,提出了“德法并用”的政治理念,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政治教化,选贤任能,执政为民,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不断创新政治体制,合理设置官僚机构,科学配置官吏,分权制衡,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再次,建立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各行政主体通过集议、谏诤、封驳、判署、察举、考试、考课、巡视、审计、举劾、“杂议”、“连带责任”等形式,对干部人事、司法、财政经济等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初步形成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体现了一定的公开、民主原则,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总结秦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搜神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展现给读者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其作者干宝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史官,他用记录历史的笔法记录了人类与另类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这部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下产生的.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思想是玄学,另外秦汉以来形成的神仙思想继续流行.作为史官的干宝在当时深受神仙思想的影响,他的<搜神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他的思想的具体反映.     

先秦秦汉司法术语中的“辟”

"辟"是先秦秦汉常见的法律术语,其在司法中的含义有三种:一是法或刑;二是罪;三是执法、断罪。"辟"用作"法"、"刑"和"罪"等含义,在文献中比较常见,而用作动词"治罪"的含义,在先秦文献中却很少见到,却大量出现于秦汉司法材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