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村生活垃圾的防治——基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调研数据

基于对四川省平昌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的调研,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对自然环境、农产品质量、居民身体健康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差、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环境执法监管部门监督缺失、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等。为了有效防治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推进农村生态文明体系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促使农村居民养成绿色消费的生活习惯,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村委会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加快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等。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我国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问题局部有所缓解 ,农村环境问题面临失控 ,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城乡控制体系的二元性。为了消除城乡二元控制体系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 ,促进城乡环境保护的一致性 ,应当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彻底扭转环保方面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 ;第二 ,消除地方主义的不良影响 ;第三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 ;第四 ,积极培育农村民间环保组织 ,促进环境控制与监督。     

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贵州农村的环境,包括生态和人文环境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实现贵州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必须从问题发掘到对策构建进行深入研究。观念和认识的误区、农村环保法制建设滞后、农村环境建设不协调、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环境的破坏是贵州农村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从关注具体的农村环保方案,从观念、宏观视角和农村整体环境治理入手,尤其要注重政策、法制和农民生活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才能建立起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比较完整的对策体系。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实证研究——基于陕西、广东两省的比较分析

以陕西和广东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问卷调查为数据分析的依据,问卷涉及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个人行为参与、环境评价参与和诉讼参与五个方面。数据显示广东省的环保公众参与水平整体高于陕西省,在环境知识和环保态度方面二者差距较小,而在环保参与行为方面差距较大。为此文章提出提升陕西环保公众参与度的对策建议。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权力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越是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或促进村庄发展,受到邻居朋友影响越大,闲暇时间越多及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就越愿意参与治理。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受邻居朋友影响越大及闲暇时间越多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实际治理行为。此外,农村居民距集镇越近越愿意参与治理,居住越久越会产生参与治理意愿和实际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治理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     

农村环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5R”路径构建

随着农村城镇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城镇化建设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农村环保意识薄弱,环保设施不足,环保执法不到位,法律监督和惩罚力度不够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的生活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发挥政府职能改善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是当下关注的问题。通过分析农村环境保护政府责任追究现状后参考企业管理的的5R模式,应用到农村环境保护中,将政府的责任机制用企业管理的5R模式进行规划,从制度的建立、执行、考核、量化、到最后的改良和实践,完善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实现农村环境保护的飞跃发展。     

环境身份：国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环境身份作为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国外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本文考察了环境身份的起源与内涵,阐述了其从心理学到社会学的演变路径,并就环境身份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社会学学者更为关注环境身份的类型化及结构性,并构建了多样化的环境身份测量方法,凸显了社会学意义的环境身份研究。而且也强调指出,环境身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预测环境行为,并对环境运动的发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环境身份研究推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领域,但也存在着测量方法主观化,综合研究方法运用不足及缺乏社会结构因素等问题,这也是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的方向。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运用专业的导向作用实施环境教育

如何有效开展环境教育 ?对职业技术学校而言 ,环境教育不仅仅是培养部分专业人才 ,还承担着传播环境观念的任务。以环保专业为主导 ,借环保专业的资源优势开展环境教育 ,既深化了环境专业本身的教育 ,也是环境专业的重要时间课程 ,还可将环境教育的影响扩展到更宽更广的范围。再辅以多种途径 ,如 :教学渗透、校园文化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主题班会、校会、环境宣传走廊、技能竞赛、参观、访问、讲座等多种方式 ,形成环境教育的氛围 ,使环境教育深入人心 ,并进而由学生将这种影响扩展到家庭乃至社会     

上海市民的环境意识：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对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状况的社会调查,从环境知识水平、环境状况认知、环境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态度、环境行为等五个主要方面对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了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特点,提出了提高市民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考.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我国环境保护的现实，具有明显的缺陷，对此，应该在立法模式、犯罪构成要件、刑法控制范围及刑罚处罚等方面加以完善，以营造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刑事法制环境，有效抗制环境犯罪，保护环境资源。     

论我国地方环境立法之完善

地方环境立法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正确认识和完善我国的地方环境立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体系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地方环境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今后立法时,应该考虑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衡量理论和采取听证等措施来完善地方环境立法。     

对中国环境税开征的几点思考

目前中国开征环境税已被提上日程,环境税的开征势在必行。结合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分析开征环境税的意义,提出环境税开征的具体解决方案,并针对环境税开征的难点提出对策。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国外环境审计与环境报告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大量复杂的环境法律法规,公司管理层开始重视对环境审计的使用,环境审计也是公司适应环境管理规则变化和提高环境绩效的需要而产生的。与此同时,作为对广大股东、投资者和社会各个方面对公司环境事项日益关注的反映,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对外发布其有关环境、社会及可持续性方面的报告,一些国家的公司监管机构或其他相关组织也要求或鼓励公司披露环境信息。     

再论环境能力

环境即是整体生成性的自然。用“环境”概念表述人存在其中的整体性自然时,人为地赋予了它以静止、孤立、无生命特征,由此才形成“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等社会理念及行动方式。要改变这种人类中心论的环境观,就是发现环境能力,即作为整体性自然之环境本身具有自生和生它力量,前者即环境自生境能力,后者乃环境生产力。环境作为一种整体生产力,向地球生命世界释放其生产功能,就形成生物多样性繁荣;向人类社会释放其生产功能,就推动人种、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且,环境化育地球生命的力量是直接的,环境创化人类社会的力量是柔性的、间接的;仅此而论,环境能力就是环境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