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系统分析农户种植结构有助于科学回答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这一重大问题。通过全面考察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的趋粮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大小对农户种植结构存在动态影响;（3）的确存在农户种植行为溢出效应,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作用;（4）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5）对于分散化土地流转农户,土地流转租金亦会促进种植结构“非粮化”,且能通过种植结构中介变量影响家庭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净收益。因此,政府应加强劳动力教育培训,引导低质量劳动力转移,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合理发挥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加强农地流转市场监管,拓宽土地流转市场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土地流转价格,减轻农民租金成本压力。     

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变迁和形成根源——1986—2005年长三角15村调查

基于1986—2005年长三角15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资料,对长三角农户家庭农地的流转进程以及形成根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农地流转日益加速,农地集聚正由小规模向中等规模和大规模演进,农地零碎程度随之逐步下降;而由于家庭经营类型、家庭文化类型、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等家庭因素的差异和区位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农户在农地来源结构、农地流转形式、农地流转租金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及启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农地流转理论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仅仅研究影响农地流转的相关因素有其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应该重点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过程和决策理由,从而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和规律,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寻找突破口,为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分析

该文以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7个地区为代表,通过实地调查,应用定性描述和二元选择模型(Logit模型)定量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农户家庭特征、家庭收入状况、市场交易制度、产权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其中,第三产业收入、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土地流转过程中有无中介组织、农户是否参与社保均是对模型有显著影响的因子,据此,该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梁平县农户农地流转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梁平县为研究区域,从农地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流转效益、流转协议、流转期限等角度讨论了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从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粮食安全与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制约因素,针对问卷调研的计量分析结论,构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宣传和落实流转政策、健全农地流转市场等推进梁平县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聚居区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内蒙古农户的数据

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是当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支点.本文基于2012年底在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区——内蒙古通辽市的8个自然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是,影响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除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耕地的面积、租金的高低、家庭人口数和户主的年龄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里关系”.其中,这种“城里关系”只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影响,对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5县（市、区）574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期、农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是影响其农地转出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户应对农地流转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理性;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对其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农地流转过程中应慎重对待各类隐性风险,建立严格的风险监管机制;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证农民参与权,同时积极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流转租金管理;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

在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促进作用。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