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策考

<汉书>记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然后出任江都相,明确无误,但说自汉文帝前15年举贤良已有了统一的"策试"、"对策"、"评比"、"选拔"等一套措施则是误解和误记.汉武帝建元初对推举出来的贤良有"征"和"待诏"一类的安置措施,但尚无统一的策试.直到元光五年举贤良才规范了一些.<汉书>把"对策"中迎合汉武帝的一些建议描绘成董仲舒的创见,被汉武帝一一采纳.其实,汉武帝先已实行了"尊儒"、"举孝廉"等.董仲舒的"对策"只供武帝"亲览",当时并未公开,也不存在是否采纳其建议的问题.汉武帝"尊儒"是事实,但并不曾颁布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令.     

《汉书》记汉文帝举贤良事辨误

<汉书>记汉文帝前15年再次下诏举贤良,<史记>不载其事,但<汉书>其实也并未见到过诏令的原文,根据的只是汉文帝给推举出来的贤良、太子家令晁错的"求贤诏书",其中提到了曾下过的"举贤良"诏令.由于把这道求贤诏书误解为下给所有被推举出来的贤良进行统一"策试"的"策诏",<汉书>以含混的笔法给其未读到过的"举贤良"诏令增添了两项并不曾有的内容:汉文帝要对推举出来的贤良"亲自策问",贤良必须作书面答卷.<汉书>进而又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了"对策", 晁错被评为第一,那时已经有了一套推举、考试、评比和录用人才的制度.<汉书>记建元元年举贤良,继续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策试",造成严重的误传.<资治通鉴>沿袭并加重了这些错误.     

关于汉武帝初年儒道之争若干史料史实的辨正

汉武帝即位之初 ,儒家学者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双方由学术之争发展为对政权的争夺。建元元年冬十月 ,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 ,结果所举之士被丞相卫绾全部黜退。这是窦太后对儒学改革人士的第一次打击。六月 ,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虫分为太尉 ,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 ,打击朝中保守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建元二年冬十月 ,窦太后突然发动政变 ,将改革派人物全部黜退 ,政权重归保守派之手。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 ,汉武帝又罢免了全部保守派人士 ,正式开始了内改制度、外兴功业的有为政治。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为汉武帝所采纳 ,儒学登上了汉代统治思想的宝座     

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刺史制度是西汉监察制度的一大变化，它是在郡国并行背景下的新的选择。王国傅、相与诸侯王的矛盾是建立刺史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刺史监察郡国．不仅扩大了监察范围．也使西汉的监察制度化。刺史监察制对西汉基本结束郡国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趣谈古代八大“笑星”

东方朔时代:西汉有一次,东方朔跟随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见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汉武帝问他是什么树,东方朔顺口说是善哉。汉武帝暗中派人削掉树的枝干,并在树身上做了记号。两年后君臣又路过此树,汉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从酷吏辈出到大族兴起——汉代河东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

西汉前期,河东地区酷吏辈出。汉武帝以后,河东酷吏开始发生历史转型,河东区域文化中的法家底色逐渐淡化。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中,西汉晚期的河东太守儒学背景渐浓,河东也拥有了本地的经学大师。东汉王朝继续选拔儒者治理河东,甚至出现了河东人对经学大师的顶礼膜拜。正是在文教日渐兴盛的背景下,河东裴氏参与了士林与宦官的斗争,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经过汉末裴茂的谨慎持家,裴氏终成魏晋时期的大族。     

董仲舒的神学逻辑思想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治公羊春秋,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两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点,其核心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同时,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实现其     

“幽灵”的真相

西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历时210年，而汉武帝一人就独占了55年，他统治的时期又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     

也谈“天不变道亦不变”

贵刊八○年第六期上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章,使人深受启发。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立即昭举天下“贤良方正”“文学儒者”开会,连续提出“天人三策”要求回答:注重“天命”,还是注重“人事”?实行“有力”,还是实行“无为”,礼乐教化好,还是严刑酷法好?董仲舒连写三篇《举贤良对策》揣度汉武帝意图,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就出在他的《对策三》中。     

董仲舒的“更化”改革的经济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在西汉被誉为“群儒之首”。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经济上“更化”改良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拟就他的经济思想作一些探讨。     

谋士主父偃

在西汉王朝初期和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在璀璨的人物星群中,主父偃以其非凡的见识、笔锋犀利的文章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简论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出现过许多封建王朝。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其原因很多。但这些王朝或长或短,或盛或衰,无不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有关。汉代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西汉一朝的著名人物又集中出现于汉武帝时期,这与当时选官制度有密切关系。本文试就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的利弊得失浅谈管见。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之首,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考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重大问题。《资治通鉴》编年在建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贤良诏策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就布下了疑团。后世学者又提出了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等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刊载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文章,主建元元年说,标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不作于     

骆宾王'对策文'相关问题考辨————-兼补《登科记考》

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可称'完璧',但有关研究还很不够,诸多问题有待考实。骆宾王和王勃虽都曾上书求荐且后者'对策高第',但并不能由此直接断定骆宾王也同科对策及第。骆宾王试策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与制举试策体制不符及不合'时宜'、不'得体'处,其策问及对策与骆宾王的其他作品有很高的一致性。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大抵可推知骆宾王可能既未参加乾封元年的制举考试,亦未参加其他科目的考试,故亦无及第之实。他未参加的原因主要在于未获举荐,未获举荐的原因则与其以前在道王府的任职'背景'有关,其试策文可能是模拟或投献之作。《登科记考》的阙载或有鉴于此,或系偶尔疏失。     

秦至西汉时期的君臣观探析

秦至西汉,国家统治思想发生了三次重大改变,分别为秦的法家思想、汉初的道家无为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不同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君臣观念相应发生变化:秦朝君主以法、术、势结合来操纵臣下;汉初呈布衣将相之局,君臣关系相对平稳和谐;汉武帝时期君权被神化,臣子完全服从君主。     

历代治黎政策述评

(一)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了儋耳珠崖二郡,开始了对海南岛的统治。这个统治一开始就表现为沉重的压迫剥削和反压迫剥削的民族斗争。请看:汉武帝后元三年(公元前87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攻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遗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蛮”(黎族的先人)的反抗斗争,说明西汉对海南岛的统治一开始便遇到了困难。据《汉书·贾捐之传》:从元封元年设郡开始至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二十余年间,黎人反抗斗争有六次之多。因此,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取消儋耳郡,以其地并入珠崖郡。但是,从二郡省为一郡,黎族先人的反抗斗争并未自此缓和。再请看: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西汉中前期学术走向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兼论帝王政治与士人学术诉求间的矛盾分歧

西汉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学术发展演化对朝廷用人政策带来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帝王政治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诉求之间的矛盾及分歧;士人阶层政治分歧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随朝廷政治的推进实施表现的愈加明显。刘邦建汉至汉武帝当政的百余年间,“黄老之学”成为左右朝廷政治走向和文人士大夫政治选择的重要筹码。汉武帝执政后,并没有将儒学推向真正至尊的地位,我们发现像董仲舒这样一些推行儒学思想的人,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故透过董仲舒的政治命运及汉武帝的用人,不能不使我们对西汉中前期的这段学术政治历史重新进行思考。     

西汉商品经济发展和系列抑商经济政策

西汉私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但长期的北部边患和地方割据势力却未曾稍减。西汉武帝因应前朝政治,直面内忧外患,一反西汉初年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为扩充中央财政,北据匈奴,削弭地方豪富割据势力,断然推行系列化,制度化的抑商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转变,不但巩固了汉室中央集权,而且"重农抑商"为历代封建统治所争相效法,对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