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与人口治理——对“八二宪法”第25条的规范解释与重构

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的政治,然而谈及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谁统治谁的合法性问题,还内含了一个人口治理的维度。人口是人民这一精神性事物的肉身,它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在中国可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就此而言,现代人民统治的基本结构就不是"个体自治—公共自治"的二元模式,而是"公共自治—家庭自治—个体自治"的三元模式。据此,第25条应当从人口治理的角度加以扩大性解释,即应解释为"国家实行人口管理,使人口的变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超越文本:“八二宪法”框架内的宪法变革——从“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谈起

"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让宪法研究者发现一个被遗忘的研究课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宪法,"八二宪法"成功地设定了柔性的修宪程序和审慎的修宪策略,从而调和了宪法文本稳定性与现实政治动力之间的紧张。但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八二宪法"的框架内发生了不可见于文本但却具有宪法意义的结构性变革,宪法学者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在文本中看不见的不成文宪法变革。     

三十而立:“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八二宪法"提升了公民权利的宪政地位,初步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在司法独立、权力制衡、违宪审查等原则与制度的规定上,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列举上,特别是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上显得不足。今后应该继续完善宪法,履行宪法,推进政治改革,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宪法、民主与政治发展——为“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而作

宪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民主是宪法的前提,宪法则是民主的制度保障。中国"八二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的宪法。历史表明,新时期我国在民主法治领域取得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八二宪法"的正确指引和保驾护航。在该宪法颁行30周年之际,分析与论述"八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矿业权法律属性新探——兼论宪法第九条的学理解释方案

关于矿业权的法律属性,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用益物权说、债权说、特许物权说、准物权说、自物权说等理论各有其合理之处,也各有其瑕疵。文章认为矿业权本身兼具财产权和行政特许权的属性,既有公权的一面也有私权的一面,本身就是由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复合而成。在现有制度层面下,不可能将其属性统一为某一种权利,除非将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剥离,直接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授予市场主体。文章从对宪法第九条学理解释的角度探讨这种改革的可行性。     

“第三条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反思——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既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是被欧洲各国竞相采用的政治策略。本文通过对“第三条道路”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其理论内容、实践政策的回顾,解读“第三条道路”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必须提出相应的应急政策,才能度过难关。     

“第三条道路”理论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和经济危机,从国家政治和执政党的角度提出的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和实践。其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改革目标的制定和策略选择,以及我国解决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集体自卫权”与日本的安全保障

战后 ,在源于宪法第九条的政府“统一解释”中 ,明确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因此 ,改宪动向的焦点也就在于如何促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 ,尽管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中仍然坚持“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承诺 ,但其安全保障的政策实践正在对此“悄然”予以否定。“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不仅面临着冷战后自卫队实施“国际合作”的强有力挑战 ,而且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更是对该限制的实质突破。“集体自卫权”问题 ,反映出当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第三条道路”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90年代中期以后 ,一个又一个的西方国家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政府 ,并声称走“第三条道路” ,从而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一种理论和政策调整。要认识这一思潮 ,必须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发展 ;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也必须结合这一思潮加以认识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及对策分析

“第三条道路”思潮对我国大争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造成部分大学生放弃社会主义追求，误导了大学生对国际行为的判断等。造成这些负面影响的原因包括转型时期的国情、其理论的吸引力以及对“第三条道路”思潮批判不够等。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快实现社会主艾现代化以及加大，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力受为我们提供了消除其负面影响的途径。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论“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兴起及其启示

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是顺应形势对原先福利制度的调整，有科学和进步的意义，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对“新农保”政策的评估与建议——基于“第三条道路”理论视角的分析

社会养老保险长时间只局限在城镇居民,如今对于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开始有了新的进展——"新农保"政策。目前此项政策还处在试点阶段,对于这样一个只在局部区域试行展开的政策,实践之同时亦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评估,以使其能够更好更顺利的实行并推广。"第三条路"理论核心是强调变革与创新,恰适用于分析"新农保"政策的设计。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新农保"政策在目标的设定上符合积极福利路线,政策内容中体现出了"第三条道路"所持的公平、公正的理念和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对于政策今后的前瞻性评估,"新农保"在宣传、工作人员培训以及操作程序所遵循原则方面还需加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时空邂逅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反映了人类历史全球性、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国第三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自觉继承和运用,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定性,进而形成了严密性、系统性、科学性的逻辑架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第三条道路建构的哲学境遇奠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第三条道路建构的学理逻辑嫁接在物质生产劳动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上,生产力、分工、交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是两者相遇的具体化要素;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第三条道路建构在人学场域上表达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相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凝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中,映射了社会主义的前景。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域,探究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律性,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第三条道路提供宏伟视野,深刻揭示了中国第三条道路在凝聚社会共识、贡献中国力量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合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表达。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国五条”对现代婚姻家庭价值观的挑战——以现行《婚姻法》为对象

新“国五条”出台后,许多人选择功利性离婚逃避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目的是实现家庭现有利益的最大化,为家庭保留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些用房子与婚姻交换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下,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大量的条款都是关于明确夫妻财产的规定;同时,婚姻法并没有对家庭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更没有规定家庭的独立财产制,最终导致夫妻没有共同努力的方向,家庭中的个人利益突显。因此,必须修改和完善现行《婚姻法》,重新定位家庭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家庭财产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功利性离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