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认知主义———论麦克道威尔敏感性理论

一般而言,非认知主义失之于一种主观主义,而认知主义则失之于一种客观主义。麦克道威尔敏感性理论否定了非认知主义,实现了对主观性的客观化重塑,也发展了认知主义,完成了对客观性的主观化转变,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认知主义。这种内在认知主义既保证了价值话语的客观认知性质,也确立了价值经验的主观现象性质,价值判断是与某种人类敏感性的运作联系在一起的,价值特性既引起反应,也依赖于反应。但是麦克道威尔的敏感性理论并非是一种完全内在的认知主义,而只有一种康德式的内在认知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认知主义的内在转变。     

"另类"写作:反本质主义的都市欲望文本

20世纪90年代后期,卫慧、棉棉等人以抽象化的躯体写作,卡拉OK式的狂欢表演,将都市"另类"人的疯狂欲望,定格在一个狭小的"私人空间",其文学价值和深层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已消失殆尽,是反本质主义的价值祛魅.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伦理实在论的现实出路

本文从对道德判断是否具有认知内容这一元伦理学中涉及道德本质的一个核心论争的回答入手,探讨了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两大阵营的重大分野,分析了作为非认知主义表现形态的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的大致立场和内在缺陷,展示了走向认知主义的逻辑必然性;进而描绘了伦理实在论在认知主义中的强势地位,以及作为伦理实在论之不同派别的自然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困境,在此基础上着重阐发了将道德价值视为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共同建构的产物的弱的伦理实在论的核心内容,从而得出伦理实在论的现实发展出路应是弱的实在论的最终结论。     

司法人工智能中的价值判断

司法裁判不是"自动售货机"的根本缘由是,法官能够在司法案件中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本质上是人类基于特定价值偏好做出的决策,带有主观性。基于模拟大脑运作的机制、深度学习理论以及计算机对人类心理状态的阅读,人工智能能够处理价值问题,并通过属性特征、属性值以及最终形成特征向量的过程使得价值数据化,形成价值数据集。针对个案的不断测试,以及基于已有案件的不断数据整合,人工智能可以将法律价值设定成算法程式,不断通过决策树实现价值的选择。人工智能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过程,本身就是智能技术的进步过程,也是司法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阶梯所在。     

文学本质多元论

文学本质问题是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仅仅是人们思考问题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它们并没有终结或取消人们对于本质问题的追问。我们认为,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时期、某一民族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这些生成、开拓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这种开拓与生成是没有终结的。建构文学本质多元存在论有以下价值:能够有效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促进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能够有效促进文学理论研究回归"文学现场",从而促进文学理论的"文学化";能够有效看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保存人类的人文成果。     

四谓词理论中的“本质”——兼论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的困境

四谓词是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第一个逻辑理论。在四谓词理论中,"本质"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划分四类谓词的两个标准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四类谓词中,属和定义谓述主词的本质,而偶性和特性不谓述主词的本质;本质指的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属性;而判断一个谓词是否谓述本质的标准是是否"更在先的"和"更清楚的"。在四谓词中,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类的本质,而非个体的本质。本质在四谓词理论中既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又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本质的双重性质,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四谓词理论的失败,也体现了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的困境。     

文学理论:知识本体论还是价值本体论

面对文论界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各种观点,以及本世纪初提出的文学及文学理论会不会消亡的问题,本文坚持一切文化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对颇有争议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了本体论上的清理,认为它们形成的基石都是知识本体论。在此基础上,期待建立以价值本体论为基石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     

"人本安全"的价值论争

人本安全概念问世十余年来,各种论者从定义表述、概念内涵、价值基础、实际应用等方面对其价值做了大量探讨.批评者认为其宽泛含混,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安全主体的界定顾此失彼,且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易遭利用,又往往在普世主义的旗帜下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淖.辩护者则坚称其综合性的应用价值、时代效用与对女性的关注,认为应将其视为一种安全理论而非政策议程,故不必将其改造为操作性工具,其定义也因而有必要保持宽泛特征,以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这些论争可概要划分为针对"人本安全的理念价值"及"UNDP的人本安全界定与阐释"两个方面的分歧,它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主体在安全内涵的主观感知和价值判断上存在的差异.     

制度、正义与人的发展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客观化存在,它一方面内化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根据一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去改革和创新制度.正义作为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乃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制度创新的价值支点.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看,制度和正义的真正主题是人,人追求正义并按照正义的标准去改造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都是为人性的完善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为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制度创新作为人类理性地选择自己生存秩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通过完善社会藉以完善自身的过程.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否与人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乃是判断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最终依据.     

回归本义的"新闻价值"研究

新闻价值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进行理解。一个是作为选择标准的新闻价值,即新闻传播者对于新闻事实和素材进行选择和把关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可将其称为“尺度性新闻价值”;另一个层次是作为社会功能的新闻价值,也就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业对于整个人类与社会的有用性,我们称之“功能性新闻价值”。这就是新闻价值的两个所指层面。而对于这两个层次的新闻价值内涵,还要从其具体的构成要素方面进行研究和解释。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     

论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观的诘难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孔子难题”的法学意蕴

"父子相隐,直在其中"的"直"不是"正直"、"公正"而是通"值","等值"、"对等"、"值得"之意。"直在其中"不是否定法治,而是从最基本的人性和社会关系出发,指出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回避和作证豁免权。"父子相隐,直在其中"也就揭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冲突的法学领域的"孔子难题"。孔子既不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法律至上主义者,这正是孔子作为思想巨人超越历史上的一般思想家之处。在当代,我们需要超越以往"儒法对立"理解的局限,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智慧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找到对人类社会治理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宝藏。     

简述毛泽东的人民利益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理论的一大显著特征。毛泽东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倾其毕生精力实践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决策的准则;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衡量政府工作得失的标准;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个人行为活动的准则。毛泽东理论中的人民利益思想对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对“修辞立其诚”的理解——兼评王希杰与霍四通的争论

王希杰对霍四通的批评未击中要害,霍的要害是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并未抛弃和忽视"修辞立其诚"原则,而是在引论中表明他处处都贯通着这一原则,如他把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修辞要"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并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这都是"修辞立其诚"的体现。但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多处地方用西方的修辞理论遮蔽了自己的真正立场,导致了一些文化错位。     

《老子》中"物"的生态价值

生态危机即"物"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人对"物"本原意义的遮蔽.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一条更好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使生态伦理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原则,使人能够以"为物去蔽"的方式待物.老子哲学开辟的不仅是一种对物的认识纬度,更是解决"人"、"物"矛盾的生活纬度.<老子>中关于人与"物"如何相处的真知灼见,无疑给现代人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哲学价值论论纲

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可从评价问题入手,首先确立价值与"应该"的本质联系;在人类主体的生存本性中寻求价值统一性的根据;在适当区分理想的"应然世界"与复杂的"实然世界"的基础上,再展开对它们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其中,要把社会制度的价值问题确定为最重要的价值问题。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穿越祛魅——文学转型问题的现代性读解

文学转型问题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范型性问题。就文学转型问题进行现代性视角的追问,可辨认出其"祛魅"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这一现代性踪迹。这一现代性踪迹又在"文学终结"这一命题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而穿越祛魅则是"文学转型如何可能"的学理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