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八二宪法"提升了公民权利的宪政地位,初步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在司法独立、权力制衡、违宪审查等原则与制度的规定上,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列举上,特别是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上显得不足。今后应该继续完善宪法,履行宪法,推进政治改革,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八二宪法”与中国政治发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中国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从根本大法的形式上稳妥地纾解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规范了公共权力结构,促进了公共权力运行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合理处理了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关系,理顺了党法关系,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总章程,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崭新的一页。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宪法、民主与政治发展——为“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而作

宪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民主是宪法的前提,宪法则是民主的制度保障。中国"八二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的宪法。历史表明,新时期我国在民主法治领域取得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八二宪法"的正确指引和保驾护航。在该宪法颁行30周年之际,分析与论述"八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人民与人口治理——对“八二宪法”第25条的规范解释与重构

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的政治,然而谈及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谁统治谁的合法性问题,还内含了一个人口治理的维度。人口是人民这一精神性事物的肉身,它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在中国可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就此而言,现代人民统治的基本结构就不是"个体自治—公共自治"的二元模式,而是"公共自治—家庭自治—个体自治"的三元模式。据此,第25条应当从人口治理的角度加以扩大性解释,即应解释为"国家实行人口管理,使人口的变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专题讨论）——论人民与人口治理——对“八二宪法”第25条的规范解释与重构

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的政治，然而谈及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谁统治谁的合法性问题，还内含了一个人口治理的维度。人口是人民这一精神性事物的肉身，它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在中国可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就此而言，现代人民统治的基本结构就不是“个体自治一公共自治”的二元模式，而是“公共自治一家庭自治一个体自治”的三元模式。据此，第25条应当从人口治理的角度加以扩大性解释，即应解释为“国家实行人口管理，使人口的变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宪法缘何不能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兼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及“宪法司法化”矫正

依现制,宪法不能被直接援作裁判依据,法院也应拒绝单纯援引宪法之诉.实践中,最高院却屡对宪法的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不少地方法院也在裁判中引据宪法作为论证的补强工具或裁判依据.然而,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同于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制,司法解释也不具有创设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的功能.任何背离体制的探索既是盲目也是危险的,立足体制,激活现行宪法监督适用体系,完善相应的协作机制,或许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根本出路.     

近代权利宪法化探析——从宪法的产生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兴起 ,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 ,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运动。先验式权利与经验式权利是权利宪法化的两种权利来源。而成文与不成文成为权利宪法化的两种基本实现方式     

宪法的“缺场“——从“宪法司法化“强势话语产生的悖论看话语范式转变的必要性

为了使宪法理念上的权威成为法律实践中的至上权威,宪法必须司法化。然而强势话语在论证宪法司法化的时候,忽略了宪法的主体地位,导致了宪法的“缺场”。为了使宪法法律化,实现宪法在现实中的至上权威,我们必须进行话语范式的转变。     

论知情权的宪法保障——厦门“PX项目”风波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信息资源的拥有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我国公民的知情权意识开始被唤醒。通过分析知情权的宪法理论基础以及该权利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法律保障实践，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立法进程及知情权的发展现状，提出宪法应对知情权作出明确规定，建立知情权的法律体系，构建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机制。     

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智能时代“因材施教”的回归与超越——基于教学范式变革的历史考察

智能时代向教育教学提出培养大批多样化创新人才的社会诉求,驱动了教学范式的变革。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来阐释教学范式的内涵与结构,并将教学范式纳入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梳理,发现教学范式经历了原始的现场教学向有组织的个别教学的转变,然后到班级教学,再到班级差异化教学的演进历程;教学观影响教学范式变革的方向,因材施教是不同时期教学范式一贯坚守的教育理念,技术虽是驱动教学范式变革的重要动力,但须通过教学范式的系统性、结构化重构才能实现范式的转换。智能时代的教学变革契合社会多样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需求,利用智能技术驱动教学范式重构,推动大规模教育和人才个性化培养相融合,实现因材施教的回归与超越。     

中国特色大学精神研究——从“五有”大学”的“有精神”谈起

五有大学要有精神,需要中华精神为灵魂的引领、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涵育、科大精神为源泉的滋养。用中华精神为师生构建永久的精神家园、提供牢固的价值认同、塑造大写的人格灵魂;用科学精神以发挥大学的驱动功能、批判功能、凝聚功能、熏陶功能,使科学精神逐渐地被师生认同,成为其共同的心理基础;将大学精神尤其是科大精神积淀、传承、发扬,形成滋养科大人的源头活水。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存疑——关于“五四宪法”历史地位的反思

当下对于"五四宪法"历史地位的定位和描述混淆不清。通过对"五四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文本的比较分析,研究"五四宪法"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认为"五四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不是制宪而是修宪,其历史地位不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而应当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我国宪法文本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嬗变及内在逻辑——以五次宪法修正案为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注重将“中国式现代化”适时引入宪法文本,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其重要地位。宪法文本载明的宪法规范是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既体现国家意志,又对其他法律起到示范作用。自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以来,一共进行过五次修改,形成了五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每个宪法修正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均有所调整,主要体现在内涵扩充、逻辑调整、语词增删、领域增加等方面,这种表述嬗变深刻体现了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直接表述修改和间接表述修改的统一、宪法规范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蕴含了社会主义宪法是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的好宪法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向同行的实践逻辑。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文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进行调整,既有助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也有助于保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从“语感中心说”的提出谈起——兼与潘新和教授商榷

在“知识中心说”指导下 ,我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太多令人不满之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语感中心说”才被提出。“语感中心说”并非“语感唯一说” ,在语文教学中以语感为中心 ,可以增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情意性等。“文体”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文体感”是个指向不明的概念。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道体与"无""有"的关系是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核心问题,受王弼注解的影响,把道体等同于"无"的观点甚为流行。"无""有"属于同一层次,是一种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竹简文本第40章与牟宗三的阐释的一致性表明了"无""有"同为道体的属性。     

重提现实主义的超越性——从“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对几个文本的解读谈起

“现实主义冲击波”引起文坛对现实主义的讨论后,阎连科小说《受活》的出现又激发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兴趣,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讨论是混乱的,要么是在理论的圈子里兜风,要么是由于理论界定出现了问题而失去了讨论的大前提。因此,结合具体的创作活动,在合理的理论框架内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重新审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从“双重虚无”到“双重超越”——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成长的困境与对策

为了建设和谐的大学校园,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成长问题需要引起必要的重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则需弱势群体子女自身来思考和行动。高校弱势群体子女在自身的成长中要避免走入＂双重虚无＂的困惑,即使无意走进也需及时在班级辅导员的引导下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审美意识,让思路引导出路,从而走向＂双重超越＂。     

从符号化的教师到“好教师”:困境与超越*

社会对“好教师”的呼声反衬出教师在现实境遇中的尴尬。教师职业的符号化使教师成为去身体化、去情境化和去经验化的存在,其真实生活被遮蔽。社会对他们索之过多,责之过重,职业活动边界模糊不清,他们的正常需求难以得到恰当满足和应有尊重,职业吸引力受到抑制。符号化不可能产生“好教师”。好教师只能产生于生活世界,其应对的是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注重自我决策的社会,关照的是个体对未来生活的美好预期。我们需要承认教师的具身性存在,构建友善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