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画为佛事:逃禅视域下元代诗僧释大䜣的佛禅文艺思想

元代诗僧释大?早有慧根,受家庭影响,九岁即皈依佛门.他逃禅的原因与其儒家用世之心密不可分,他受朝廷委命担任大中大夫,涉足俗世政权,权力纷争与官场纠葛使其难以求得内在清静,身心俱疲.他逃禅的特殊之处在于身隐而不得心隐,于是便借题咏书画表达对山林禅境的向往,通过"由画入景"的方式传递"归隐之思".他在书画评骘中阐述"以书画为佛事"的佛禅文艺思想,以"万法皆空"与"如幻三昧"的佛理消除尘世杂虑和叨扰,将书画技艺视为修习佛法的方便法门,由此证入佛禅圆觉清净之境.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之“隐”的运用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的"虚笔"、"隐而愈现"、"不于战时写之"三个方面对"隐"的运用的阐发很有见地,同时,在明清小说批评中,他对"隐"的运用也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陈樵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陈樵乃元代江南隐逸诗人的代表,其《鹿皮子集》今仅存四卷,计诗281首,仔细寻绎,我们可窥其隐逸思想之一斑,即避乱终老之隐、山水田园之隐与游仙之隐。陈樵选择隐逸,有着时代、家庭、师承以及人生观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他身在山林,心念苍生,专意著述,以理学家、经学家自任、自许甚至自负。陈樵思想复杂,兼容并蓄,然观其一生,儒家思想是立身之本,释、道思想终究是"治心"之术。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大量序跋、题辞、评语中勾勒其诗学观:一是养气作诗说,抟天地阴阳之气、物我相摩荡以作诗,养气须"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诗来自于"志盛多感",然而,诗中志不可过于显露,须含蓄蕴藉,"志深而味隐";三是学诗途径,借径黄山谷而上溯唐诗,学其造句新警,追求"骨重神寒",避俗就奇,避熟就生,避速求涩.力创天然奇秀、富有馀味之境.陈三立评诗以格、趣、味为论诗权衡,再看诗中能否达意理、悟名理、寓识解.他也看重诗人之学识,诗风近于古人哪一家.其诗学观是他自身创作努力的目标,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会.他以其诗学观指导、鼓励、影响了一大批清末民初诗人的创作.     

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

隐逸之士是伴随阶级社会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东汉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原因的综合作用,此一群体是显著扩大之势。同隐逸,其中又有儒隐,道隐之分,真隐,假隐之别。儒隐者以隐逸为进入或重返庙堂的手段;道隐者以隐途为目的,前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鹤在功业;后者鄙薄功名利禄,关注个体生命,二者在文化上都有存在的价值。     

中古隐逸文化的佛学基础

在封建体制内,出处(仕隐)关系是士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魏晋到隋唐,随着政治局势的盛衰变化,士人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或是和谐、或是冲突,如何在不违背名教纲常的前提下,追求个人身心闲适,这是中古士人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隐到亦官亦隐,再到中隐,是士人给出的答案。从思想根源上看,佛学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维摩诘经》的不二法荡相遣执,消除各种差别;禅宗进一步发挥般若之"空",涤除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对立;生活禅则将"空"之否定转化为对日常生活之"有"的肯定,士人通过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建构,最终消融了出处的矛盾,使身心得以安顿。     

内隐数学观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初探

学生的数学观由数学知识观、数学学习观和数学自我概念三部分构成。在内隐社会认知被广泛研究的背景下,把内隐社会认知和数学观的研究结合起来,了解学生内隐数学观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刻板印象解释偏差"这两种心理学测量方法测量学生的内隐数学认知。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两种文化视域中的慧远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慧远精于论义,以弘法为己任,是东晋的佛教大师。他在精英文化视域中蕴藉儒雅,呈现出遁世得道的高僧面貌;在通俗文化视域中世俗、神异兼备,展示为入世苦修的神僧形象。两种文化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导致了慧远形象的这种差异。     

“谁识伤心郑都官,苍苍烟雨遍江蓠”--试论晚唐巨擘郑谷及其诗歌

郑谷是唐末一位重要诗人,其诗作按内容基本可分两大类:反映个人仕途艰难与时代乱离的悲情诗;选择侣僧学禅、复归自然、赋诗饮酒等方式弥合悲情的避世诗,其中映射出诗人光辉的儒学品格.其诗风清新浅近,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唐末五代直至宋初影响颇深.     

时代与地域:南丰刘氏的家学家风

南丰刘壎由宋入元,做过学官,体现了南方文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属于边缘型遗民。他作《补史十忠诗》,其子麟瑞也赋五十首七律,成《昭忠逸咏》四卷,这些诗歌咏宋末死节义士,成为《忠义集》的主体。刘氏推崇忠义精神,长于诗歌创作,这种家学家风与南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心学视野下明代《西游记》批评研究

明代心学的兴盛,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对当时小说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明代关于《西游记》的批评主要有：世德堂本中陈元之的《序》及其夹批、李评本以及谢肇淛等人的评点和评论;在这些批评中,均渗透着当时的心学思想。     

模拟情境与表达剩余的传播之域--马原小说的意义之境

在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的板块上,马原写下了亮丽的一笔.这主要不是依赖他作品的内容,更多的则是他那恶作剧般小说叙述的"陌生化"形式.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有意识地创作了"活页小说",形成类似"元小说"的效果.但马原最终被读者抛弃与他最初被读者接受一样,都是因为"形式",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的悲剧.     

《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郴州袁子让生平与家世及师友考证

明代郴州袁子让的各种传记有三个不同的源头,且均有不同程度的错误：袁子让并未担任过眉州知州,而是嘉定知州;任嘉定知州七年（1602-1608）,而非九年;进京后,袁子让是担任兵部郎中,而非主事或兵部员外郎。其师有曾朝节、冯琦等,其友有曾凤仪、汪楫、范醇敬、罗绲、王毓宗等。袁子让共有著作八种,散佚三种,现存五种,其中,《字学元元》、《文市榷酤》两种为学界所熟知,而《注易图》、《全蜀边域考》、《嘉州二山志》三种虽然现存,但学界极少提及。袁子让有一兄（袁子谦）、一弟（袁子训）、二子（伯瓛、仲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