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政府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我国过去几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了国内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它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积极财政政策也使得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日益攀升。在国债最终要通过税收收入来偿还的前提下,政府财政支出的过度扩张在长期中可能影响到内生经济增长,巴罗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对于我国在“十五”期间的财政政策选择可能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经济周期测算的新视角——基于函数型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以经济周期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基础,借助MATLAB软件运用函数型数据的表现形式和分析方法,构建了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函数,并对周期特征进行重新测算,结果显示基于平滑正弦基函数对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拟合较好,用函数型数据分析方法对经济周期特征的分析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通过拟合经济增长率的离散点可以更准确地判断经济周期,同时发现使用相平面图可以从速度和加速度的角度更直观、更深入、更精确地量化研究经济周期现在及未来的波动情况.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笔者对未来经济波动状况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区制转移模型及区制状态

随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显著降低,我国价格水平变化的稳定性也逐渐加强,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与影响关系.为了描述和检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实际产出和名义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我们使用具有Markov区制转移性质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不同状态和区制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度量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周期中存在显著的两区制性质,即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适速增长"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并且"适速增长"阶段具有更长的持续期和更显著的稳定性;我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与替代关系具有依赖经济周期阶段性的"门限性质",这意味着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我国的经济运行具有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因此,应该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对通货膨胀率及其变化做出动态预期,货币政策既要对价格水平产生名义影响,也要对产出水平产生实际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增长率(TFP)与经济增长率有大致相同的趋势.依据我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资本深化和中国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我国经济出现了资本过早深化的现象.近年我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变化情况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资本密度加速上升现象.资本的过早深化开始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经济中投资效率加剧恶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资本更加集中于钢铁、建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向效率缺失的方向发展.中国特有的投资体制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改善我国的投资体制,降低资本增长率或消化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并提高劳动增长率或就业率,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增长优先与就业增加优先的辩证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虽然一直保持着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但在增长速度即"增长率"方面,就业增加与经济增长却表现明显的非一致性。基于此,部分学者提出了从经济增长优先向就业增加优先转变的战略目标。针对此战略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优先与就业增加优先的辩证关系。通过对1991年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辩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为何不能理想地带动就业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营造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机制提出了对策建议。     

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就业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偏离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表明我国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正相关的,但是不显著。本文对此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及其提出了如何扩大就业的思路。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何如此艰难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没有转变增长模式.以经济高增长为目标,用资金高投入为支撑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保持了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但却未能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率-高投入"的怪圈,同时还要付出高昂的"增长成本".作者认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发展理念,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对我国改革开放若干年来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以及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揭示我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出指导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政策重心,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问题

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有密切联系 ,二者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经济增长是就业水平的基础 ,而就业水平又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政府决策部门应从国情出发 ,选择有利于劳动者就业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时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劳动者素质 ,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等途径 ,切实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中国需求结构演进研究》简介

纪明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出,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特征,也是解释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的本质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需求结构调整历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问题之一。该书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问题。首先,基于多国经济发展经验,著作总结了持续增长经济中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经济增长率提高与消费率     

现代货币数量论与中国“高货币化”成因的再分析——兼论汇率制度改革对货币化的影响

在苗文龙《现代货币数量论与中国"高货币化"成因》一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的基础上,根据货币数量理论,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存在"失踪"货币和"高货币化"的原因,运用GARCH模型再次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外汇储备、银行利率对我国货币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货币化、低通胀并存,即我国存在"失踪"货币,这是由我国高而平稳的经济增长率、低位运行的投资收益率、低位平稳的物价波动等因素造成的,同时,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也使得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加大,提高了货币化水平;我国的货币、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汇率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的货币化比率,对抑制"高货币化"具有作用。尽管自2010年7月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仍然存在"失踪"货币的现象。     

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标准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在环境、能源和社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在扭曲政绩观的影响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过度强调GDP的增长率而忽视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质量。文章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说明了GDP政绩评估标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问题。     

我国信贷资金分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1979—2009年宏观经济和贷款数据为基础,运用因果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信贷资金分布间的关系以及八大经济区内二者的数量关系。结果发现,贷款分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贷款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贷款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大小依次为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不同地区的信贷资金分布存在信贷配给现象。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发展前景

贸易摩擦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实证检验贸易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绩效和经济增长收敛的异质性影响,并采用开放经济体增长收敛模型,考察"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及增长收敛的决定因素,可发现:"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潜在增速将从5.5%逐渐下降到5.0%;由于老龄化导致人口增长逐渐由正转负,我国GDP潜在增速将从5.8%逐渐下降到5.0%。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开放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的前提条件,城市化进程和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经济收敛能力,而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我国要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国内市场,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冲击,发挥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的"双引擎"作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国防支出会构成军事威胁吗?——基于新中国建立以来国防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于军费开支和国民收入的关系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国内外对于经济增长和军费开支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分歧.通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国防费开支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协整检验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协整关系,且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均表明国民收入变动对国防费开支存在动态的持续正向影响关系.这一结论较好地诠释了我国国防费开支的决策机制:"量入为出".根据国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来决定国防费的规模,因此也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着健康与可持续性,军事力量稳步增长.可见,我国的国防费开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适当增加,但是都处于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一研究结论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国家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     

融资结构、企业活力与我国的经济转型

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融资结构对企业活力水平的高低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意义.提高企业活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良好的企业活力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整个经济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增长转型和水平升级的基础,是经济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化和创新型模式顺利转变的基础.提高企业活力对于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对这个问题应该重新给予更多的重视.     

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我国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

通过对1978—200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我们发现:我国的TFP的增长率从1992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年以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零以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目前正面临加息、升值和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压力,三者对资金的获取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很大。     

对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质疑:理论、实证及再拓展

新剑桥学派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越大,国民收入中利润的比例就越大,作为工资收入者所得的工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理论对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下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证明经济增长可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