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世德堂本研究二题

世德堂本并非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其初刻本可能是盛于斯《休庵影语》中提到的周府刻本。世本之前的版本流变应该是:吴承恩稿本——荆府抄本——周府九十九回抄本——周府百回刊本——世德堂本。世德堂和荣寿堂共同出资刊刻并印刷了百回本。后板片归熊云滨,又经多次印刷。其中台湾世本是熊云滨的补刻重印本,天理世本是熊云滨的补修重印本。熊云滨亦曾单独刊刻过百回本《西游记》。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静嘉堂本和国图本：两种完整传世的宋刊本《陈书》递藏和版叶的比较

今所见宋刊《陈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递修到元代的版本，所保留的宋版叶比较多，尚可见到一部分原刻版叶；第二类为递修到明初的版本，原刻版叶已基本无存，但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南宋中期补版叶和元补版叶，同时也加入了许多在行款、字形等方面与宋元版有较大差异的明补版叶；第三类即是所谓“三朝本”。第一、二类宋刊《陈书》，尚有两种全本存世，一种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称静嘉堂本，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另一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本，为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从藏书印约略可见这两个宋本各自的递藏线索，静嘉堂本最早收藏者为明初吴江人史鉴，之后一直在江南苏州一带流传，最终流入日本静嘉堂；国图本最早为明代内阁所藏，明末流出民间，季振宜、查莹等先后收藏，可能在1929年至1949年期间，入藏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两个宋本保存宋版叶的情况颇有差异，南宋初期原版叶，静嘉堂本保留约20馀叶，国图本保留仅1叶；南宋中期补版叶，静嘉堂本保留约154叶，国图本约127叶。其馀版叶，静嘉堂本基本上为元代补版，其刻工字形虽有异宋版，行款则一仍其旧；而国图本则除了保留部分元补版叶之外，增加了相当数量的明初补版，这些明初补版叶，大多为以...     

清刻李白集述要

清代对李白集的编刻情况相对简单,主要有明人编纂李集刊刻、清人注释李集、清人重编李集,以及据两种宋本覆刻。主要成就体现在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及李调元、邓在珩编订《李太白全集》十六卷上。这些代表了清人李白研究的主要成绩。此外,因为宋版原刻本今已佚失,清代覆刻的两种宋版李白集对保存李白集文献起到了积极作用。     

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

该文首次对有宋以来朱熹文集版本流传源流进行了考证 ,认为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所存宋淳熙、绍熙刻本《晦庵先生文集》 ,是现存朱熹生前唯一刊刻之本。并初步理清了现存 2 0余个宋本均是宋闽浙二本的复刻修补本。     

“王繁”与“王粲” ——曾巩《万山》诗考论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北宋刊刻的《元丰类稿》,第三句“王繁旧居处”,历代《元丰类稿》刻本皆同。然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中陳焯的《宋元诗会》第三句则写作“王粲旧居处”,此后,有些著述在引用此诗时“王繁”就改成了“王粲”。通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考证,最终证实“王繁”一说确定无误,系“王粲”与“繁钦”的省略。     

《王氏画苑》的两种明刻本

一、北大所藏的《王氏画苑》《王氏画苑》,明王世贞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的两种明刻本。一种为王元贞(字孟起)刻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与《王氏书苑》合刻,詹景凤补益)。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匡高19.4厘米,广13.7厘米。目录标题后第二、三行下题:“皇明朱衣姚汝循同校”。卷十末有“万历庚寅岁夏五月王氏淮南书院重刊”一行。淮南书院是王元贞的金陵家塾。知此本乃王元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重刻于金陵。《画苑》与《书苑》前有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和《古法书苑小序》,述及刻书     

《西厢记》版本三题

《新刊合并西厢记》的刊刻年代《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题为“赤水屠隆长卿父校正、乐天周居易子平父校梓”,通称为屠隆校本,或周居易校刻本。关于此书的刊刻年代,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肯定性的结论。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著录为“万历间”刻,未指明具体年月。蒋星煜先生《屠隆对〈西厢记〉所作校正的依据和得失》谓“原书无牌记,不知刊刻之确切年月。”蒋文根据屠隆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以及他在自序中所说“余少喜歌咏,旁搜远绍,积五十年”的话推断:     

明嘉靖版《宁德县志》随劄

今日所能见到最早的《宁德县志》刊本为嘉靖十七年(1538)版.明嘉靖时有54个县,早于嘉靖十七年的县志只有13种.自嘉靖丙辰(1556)迄癸亥(1563)八年间,“倭寇”四次以上攻陷宁德县城,县志板毁书亡,万历版《宁德县志序》已称“迨遭辛酉之变而是刻悉付祝融氏矣”.实际上,整个闽东包括古田、福安、连江、罗源以至福清、永泰、闽清诸县都没有留下嘉靖版县志,明版宁德志居然能被宁波天一阁保存至今,实在非常难得.但此志椠刻比较粗糙,漫漶缺损之处颇多,幸有同年刊刻的《福宁州志》残本可以取校.     

薛冈《天爵堂笔余》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有一则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和刻本问世的重要资料,以往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经深入考索,得出了更加切实的结论:薛冈在京看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至三十年(1602年)九月之间;包士瞻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的,这也是《金瓶梅》刊刻面世的下限;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应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明赣州府刻《埤雅》版本述略

《埤雅》是北宋著名学者陆佃的一部仿《尔雅》著作,明清以来的《埤雅》版本较多。追本溯源,这些版本基本上都源于明建文时期江西赣州府所刻《埤雅》。通过对古籍的搜集、整理,可以了解明代赣州府三次刊刻《埤雅》的大致情况以及与赣州府刻本渊源较深的其他地区刻本的情况。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

《桃花扇传奇》作为历史名剧,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学术界在此书的版本问题上,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以讹传讹的误区中。在《中国版刻图录》等权威书目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目录中所谓的“康熙刊本”或“康熙戊子刊本”,其实是清嘉庆间重刻本,而真正的原刻本则是介安堂刻本。在《桃花扇传奇》诸种版本中,最忠实于原著,版刻最精的善本就是介安堂刻本,而不是如有些专家所推崇的所谓“康熙刊本”(即嘉庆刻本)。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三题

依据可靠资料,经过缜密考证,对清初现身的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的源出、刊刻时间、两部传世刻本的差异上获得三点新见:一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源于作者孙樵的自编本,二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成于光宗绍熙年间,三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传世的二部是初印与后印关系。     

《中国版刻图录》宋金元刻本勘误

《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了中国历代版刻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对版本鉴定工作、书籍印刷史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版刻图录》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国版刻图录》(1961年第二版)为依据,对其宋金元刻本部分进行勘误。     

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谢枋得《注解唐诗绝句》版本源流考

谢枋得所撰《注解唐诗绝句》是一部评注著作,见解独到,其评点方法为后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宋本已佚,国内现存两种明刊本。此书四库未收,清本有清同治二年望三益斋刊本、宛委别藏本、清光绪八年《谢叠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此书在日本广为流传,写本及刻本颇多,国内现存的民国胡光国重刊本据日本弘化丁未长满连刻本重刊,奉天学务公所铅印版《唐诗绝句注解》底本为日本吉田勿来明治戊申刻本。     

西夏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

梳理存世西夏文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后发现,西夏仁宗时期刻字司刻本版口的刻工名字多为简称,这些官方工院的刻工也会接受捐刻人聘请书写佛经;西夏佛经官刻本雕版书字人以李阿善最为活跃;如果是皇家举行的大法会上印施的所谓“寺院本”佛经,一般由“功德司”负责组织翻译,由“工院”负责雕版印制,其功德主是皇帝、皇后、太子等,如果是私人捐刻,往往也是官宦人家。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西夏文刻本的功德主信息一般出现在卷尾跋语中,唯有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инв.№2865)中有蝴蝶装四叶印版在版心位置刻有党项族功德主信息,说明这个文本是由这些人捐资刊刻的。此前我们曾根据2865号卷首“师资承袭图”中出现“白云释子”即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画像,推测其为元代白云宗西夏后裔所刊《河西藏》的遗存,该本党项族捐资人信息出现在版心位置并用汉字标记页码等做法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