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明经科与进士科的位相:制度上和社会认识之间的乖离

唐代的明经科是国家为加强中央集权化而形成的科举制度中比进士科更占优势的科目,但处于当时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认识中反而不如进士科重要。这种制度和社会评价之间的拮抗过程使明经科的实质重要性渐渐下降,直至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变成进士科这一单一科目。通过对比进士科和明经科反映出的这些现象表明,在国家权力和士人在社会、文化上的力学关系中,士人所起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令人瞩目。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科举,它不仅是以国家选拔官员为主的政治制度,其中还包含着士人所主导的社会、文化性因素和影响。     

唐代书判拔萃科的设置、沿革及其影响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士人以拔萃科及第释褐,授官的高低、清浊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以拔萃科及第迁转时,所授官要看前任官的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与其最初是否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出身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不过,以制举、门荫兼拔萃科及第迁转中央官者,却要优于前进士、明经兼拔萃科出身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

"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虽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但它并不足以说明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或唐代科举考试中"异邦贡士来华应试常与唐本国士子同等对待".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唐代制举初探

唐代制举,是由封建皇帝亲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在选官制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关于此科何时始置,科目之数,重要地位,历来被史学界所忽视。本文试对此作以粗浅探讨。     

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与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清科举考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高度一体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科目高度单一;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与精神内核;防范和惩治作弊制度空前严备。     

唐代科举制度述略

科举考试制度肇始于隋,确定于唐,史料甚明。它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选举为主来取士的察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内容脉络来看,又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隋唐科举制度中的学馆生徒当是汉代博士弟子员的发展,州县乡贡亦系汉代州郡岁贡的演变,至于制举也是沿袭汉代的诏举而来。唐代科举制度就科目性质区分,有文科、武科(亦称武举)之别,而以文科为主。就开科时间区分,又有岁举和制举的不同,而以岁举最为重要。岁举大体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也有以米贵或其他原因而暂停一、二年的。故又称“常科”。岁举考生来源于两个途径:由各类学馆从在馆学生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由地方州、县从在家自学的士人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     

金代贡举考略

金代贡举考略周腊生《金史·选举志》云：“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然而，金代究竟在哪些年份举行过科举考试？一共举行过多少次？共出过哪些状元？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金史》、《续文献通考...     

论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

唐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之末的一个文化高峰。辽朝虽然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但在文化的选择上仍然是吸收、继承、发展中原文化,特别是唐文化。文章从统治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官吏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礼仪制度、政务制度等制度文化和金银器物、彩瓷、建筑、宫廷仪仗等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唐代科举"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说质疑

唐代科举考试中存在抄袭行卷、关节请托、泄漏考题以及权贵把持等名目甚多的舞弊现象,为防范舞弊,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审核资格、限制考官、立法明示等多种措施,将唐代科举与后世科举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得出"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的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唐人及第诗发微

及第诗指以进士及第为题材的诗歌。唐人及第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士子应试中第后的言志抒情之作,一类为出自他人之手的及第贺赠之作。其丰富的情感内涵、惯用的意象组合、独特的文化意蕴显示了及第诗独特的审美价值,为了解唐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时文与楷法

应试时文畸重楷法,唐、宋(金)偶有其例,故为肇始,明代“馆阁体”成,试文书有定式,故为发展阶段。清代前期大畅其势,道、咸之际达到高潮。除各个时代特殊的原因以外,应试文内容与书写形式的契合,主试者笃信“书如其人”的传统观念,应试者以楷书体现“顺民”性格,这三者是应试时文畸重楷法的更为隐蔽的深层共性原因。     

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成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论唐代科举制度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唐代科举主要的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都与古文有关。文章复古者对科举考试不良倾向的批评和改进更是从制度上肯定了古文理论的合法性,规范和制约了天下文士的文体选择和风格倾向。这批文章复古的倡导者利用科场来培植革新力量,从而更加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势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