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

我国古代国家统一或分裂状况与官吏选任制度具有密切联系。选官制度变化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央集权下适当分权的选官制度有益于创设稳定而富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繁荣。     

以公共服务为主旨构建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通过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使各级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根据现代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应按照有利于发挥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来构建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论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以青海省为样本

集体协商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都有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地区、行业之不同,其亦呈现出共性和个性之规律。为此,本文以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为观察视角,总结集体协商运行之特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法律完善的对策,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     

由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重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路径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在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交互作用的体制变革时期,以政策调整为主要手段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有其必然性及制度性缺陷。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推动其必须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重构一种科学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新模式以保持深层次利益结构平衡,已成为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选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的建立管窥——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研究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管窥其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之实现状况，以资镜鉴。     

渐进主义——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沿革的主要模式

从纵向研究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沿革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表面上所作的是“收收放放”的工作,但在总体上却遵循着一个渐进主义的模式。虽然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明确提出渐进主义的沿革模式,但是对这一模式运用自如,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集权与分权: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从中央高度集权到逐步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在从集权向分权变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三条基本经验:其一,根据国内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适;其二,在尊重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其三,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试论政协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框架中的地位——以政协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关系为分析重点

政协制度是以人民政协为主体而形成的政治制度,它在我国政治制度框架中的地位、特别是与政党制度的关系一直没有明确。历史上,政协一直是包括党派成员在内的社会精英参政的制度化渠道;现实中,人民政协在性质、职能和作用上都已经体现出独有的、不同于一般统一战线组织的制度特点和属性;而从推动社会利益有序表达、促进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角度,确立政协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形成两种民主形式(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两个机构(人大、政协)——两种制度(人大制度、政协制度)的相互对应,更加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督察制度: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对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需增强中央与地方纵向治理的制度供给。长期以来,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执行异化是中国纵向治理中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明显增加督察制度的启用,但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角色、意义和运行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通过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在浙江省的具体实施,可以看到,督察制度借助中央权威,实施自上而下的高强度控制,通过动员、进驻、反馈、整改、问责、"回头看"等完整程序,制度性地嵌入治理体系,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目标的纠偏,从而有效强化了制度执行,提升了纵向治理效能。     

毛泽东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的理论品格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构想,具有鲜明的品格: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学说作为理论指南,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为考量依据,以实践经验的总结运用作为智慧源泉,以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象。     

现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从事权划分法制化、财权划分规范化、协调机制动态化、监控体制制度化等四个方面 ,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从地方军系的发展看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以1912—1929年间晋军的发展为中心的探讨

191 2至 1 92 9年晋军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 ,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 ,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袁世凯时期 ,军民分治之法及巡按使管辖巡防营和警备队的措施 ,既使地方军队的发展受到限制 ,又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规范化发展 ;军阀混战时期 ,由于中央政权稳定性的缺失 ,以及控制中央政府的各派系坚持军事统一主义 ,结果导致地方军系的不断膨胀 ,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无序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中央政府积极调整其地方政策 ,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协和一致到激烈冲突的过程。这一时期各地方军系的扩充 ,基本上都是围绕战争这一主题展开的     

试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构——以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权威不高以及信访作为制度外救济途径的大环境下,伴随着国家法治化的转型,行政复议很难跳出内部监督公信力低和实际功效差的制度窠臼,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先前的制度预设轨道.显然,制度的微调已无法解决现行制度的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进行重构,从而带动整个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制度性调整,实现信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整个行政争议纠纷解决体系的优化.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的动力系统分析

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趋多样化的民众需求 ,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已成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这种关系的改革在现实政治中虽然受制于诸多阻力 ,但由于社会转型所孕育的一系列动力因素的积极推动 ,使得两者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其中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良好的外部环境 ,市场经济的驱动、地方民主力量增长、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入世的要求等几方面内容     

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学术机构探析——以河南古迹研究会为例

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立于1932年2月8日,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合作组建,是专门负责河南区域内考古诸项事宜的一个重要学术机构。河南古迹研究会的成立,理顺了中央与地方考古工作的关系,保证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带动了地方上考古事业与学术的发展,为地方培养了一批急需的考古学人才。河南古迹研究会成为"国家建构"时期探索中央学术机关与地方合作的典范,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机构正逐渐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启示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它们的许多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意划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针对具体的情况采取具体的制度     

咸同时期清中央与地方对财权的争夺——以厘金整顿为中心

厘金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财权的消长。从厘金整顿反映出咸同时期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既有争夺,又有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对财权争夺的复杂程度。晚清中央财权的不断下移、地方财权的急剧膨胀的局面,正是在中央与地方曲折的、反复的争夺中逐步形成的。     

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模式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步形成了中央政治集权与市场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新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