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江格尔》研究的历史新时期——读贾木查主编《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

贾木查主编的《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是目前中国和世界各有关国家《江格尔》研究的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此书对《江格尔》版本和研究成果的历史性考察和整体性研究,使《江格尔》研究达到一个新的科学研究平台。新译本《导论》对《江格尔》产生的历史文化原由、源流、主人公生活原型的考察和研究使该书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趋同,所提供的25章文本具有国际性、完整性、文学性、导读性和拓展性。     

试论《江格尔》母题系列中的原始思维审美意识

《江格尔》是一部气势恢弘的蒙古族史诗,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由广大蒙古族群众创作而成,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一部,它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在《江格尔》史诗中有两个基本母题系列即:婚姻型母题系列、征战型母题系列。透过这两个系列可以看到蒙古族原始思维审美意识,及审美意识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形成的关系。     

试论《江格尔》的理想美

《江格尔》是一部规模宏伟,色彩瑰丽的蒙古族民间英雄史诗。几百年来,在蒙古族人民,特别是卫拉特蒙古(今新疆蒙古族)人民中间,靠着“江格尔奇”(专唱《江格尔》的民间歌手)们的集体创作和口头演唱,世世代代流传到今天。《江格尔》之所以能够在蒙古族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和深受喜爱,是因为它通过离奇动人的情节和优美动听的语言,生动     

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成立

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于1991年1月8日至1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江格尔》研究专家、学者,从事《江格尔》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的专业科研人员和编辑以及负责这方面工作和与这方面工作有关的领导同志,学术刊物、新闻单位的记者等近百人。     

中国《江格尔》研究概述

我国《江格尔》研究,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七十年代末以来,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对《江格尔》史诗研究予以很大的关注和支持,使得《江格尔》史诗的普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各方面工作得到较为顺利地开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江格尔》与《水浒传》之比较

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代表《江格尔》与汉族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理想世界、兄弟情义、结局与出路、英雄群像、女人、战马、武器和反派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可进行对应式比较。具体来说是宝木巴与水泊梁山、江格尔与宋江、阿拉潭策吉与吴用、洪古尔与李逵、萨布尔与杨志、明彦与燕青的对应比较。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群雄聚义反抗入侵的主题,都追求自由而快乐的理想世界,不同之处在于《江格尔》的神话色彩更浓厚一些,始终洋溢着天下无敌的乐观精神,不像《水浒传》那样是现实型的悲剧性结尾。     

童音与苍狼——从政治学视角解读史诗《江格尔》

作为一部恢宏博大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世界上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有着丰富的政治学研究意义。洪古尔是《江格尔》中最光彩夺目的英雄，具有超强的战斗技能和英勇无匹的气概，他对江格尔可汗忠心耿耿的赤诚之外也有“不赤诚”的表现，是一个有情有义、可爱可敬的“童音与苍狼式”的英雄。     

史诗《江格尔》的跨媒介传播进路探究

史诗江格尔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一部分,经过说唱艺人为传播主体的口语传播过渡到手抄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其受众以几何倍数增长的历史进程,正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作为映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史诗江格尔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和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独特意义。通过对《江格尔》历时性和共时性跨媒介叙事的梳理可以发现,《江格尔》跨媒介叙事的历史就是其不断扩大受众进而深深嵌入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历史。     

史诗《江格尔》的神话原型解读

卫拉特蒙古的《江格尔》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本文运用西方批评理论中的神话原型理论解读《江格尔》，作品所反映的原始意象印证了神话原型理论，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相通性。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同其他民族的史诗一样,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绚丽夺目的明珠。尤其,《江格尔》代表了蒙古族史诗的最高成就,它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三大高峰之一。它同《格斯尔》一起,与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克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史诗相媲美,闻名于世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不断前进,生活不断变化。然而,历史的面貌,过去时代的风土人情却被保留在文学作品中。《江格尔》再现了蒙古族人民在民族意识萌生期的宗     

国际《江格尔》学术讨论会简述

由新疆文联民研会等5个单位主办的国际《江格尔》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8月15日至8月21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蒙古、苏联、联邦德国、芬兰,匈亚利、日本、美国、意大利和中国的《江格尔》研究学者以及有关人员67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外国学者14人。大会共收到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民俗、美学、音乐等方面的学术论文40余篇。会议除学术讨论外,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参加了《江格尔》演唱会。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

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只有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类似,是天上→地界—天上的圆形结构,《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江格尔》中英雄在不同的章节中与不同的敌人斗争,人物是中心,串起时间和不连贯的事件,可视为串珠型结构。英雄史诗情节的最小单元是母题,但除母题这个最小的情节单元外,也可以采用比母题大的一种情节单元———史诗母题系列进行分析。由此又可得出:单一情节结构的史诗(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并列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而这三种结构其实是反映婚事(情事)斗争系列和反映征战系列的四种不同排列组合。     

格萨尔与江格尔形象探异

在我国少数民族宏伟的英雄史诗画卷中,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英雄格萨尔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的英雄江格尔是藏蒙两族人民在长期民族发展过程中塑造出的两个不朽的英雄典型。这两个艺术典型,既具有英雄时代的共同特征,都为氏族部落的统一繁荣而战,为铲除邪恶、保卫领土而战,刚正勇武、本领超人,同时他们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质,     

从《召南·江有汜》看巴渝歌舞对中原诗歌的影响

《诗经》中的“二南”是一种音乐上的分类,最初也与特定的地域相关.根据诗歌中所涉及的地名及“召南”的地理方位,可确定《召南·江有汜》采自长江上游,即巴渝地区.结合汉代以后被改编过的《巴渝舞》推断,《江有汜》的“三音步”正是巴渝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自西汉开始,南方巴渝歌舞及“楚辞”传入中原,不仅丰富了中原诗坛,也推动了诗歌主要样式的变革:从以“偶音步”的四言诗为主,发展到以“奇音步”的五言、七言诗为主.     

浅谈《江格尔》的人物形象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同兄弟民族和其它国家的史诗一样,是人类民间文学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它代表了蒙古族史诗的最高成就,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三大高峰之一。它同《格斯尔》一起,与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史诗相存并列,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     

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原始意象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有众多意象,诸如英雄意象、女性意象、魔鬼意象、智者意象、精灵意象等。运用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从接受者的心理角度去分析这些原始意象正好反映了蒙古族祖先的心理历程的碎片,它们再也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这就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所在。     

怎样表示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更准确?

在高等学校《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其它有关著作中,对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的表示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表示法是从G到G’。这种表示法见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     

从七种计数看中国方位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方、四方、五方、六方、八方、九方、十方等七种计数方位。这七种计数的方位表现出中国传统的方位观。从这种方位观产生了很多具有方位意义的词语。这些词语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军事、宗教、文学、科技、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透过这些词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观。     

明人散曲作者互见考(三)(续)

陈铎与无名氏 [好事近]《冬景》首句:天气暖如春案此套见陈大声著《月香亭稿》和《秋碧乐府》,《南词韵选》亦署题陈秋碧,是.《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盛世词林》并误作无名氏之曲. 陈铎与沈青门、毛莲石、无名氏 [好事近]《怨别》首句:兜的上心来案此套见陈秋碧撰《梨云寄傲》和《秋碧乐府》,《群音类选》、《新编南九宫词》、《南宫词纪》、《南词韵选》、《南音三籁》、《古今奏雅》亦俱注陈大声著,是,惟沈仕作《唾窗绒》及     

黔东南方言的程度表示法

文章分析了贵州黔东南方言的五种程度表示法:状语表示法、补语表示法、重叠表示法、构词表示法和比较句表示法,并将黔东南方言与普通话、苗侗少数民族语言的程度表示法作了对比。文章认为,黔东南方言程度表示法受到当地苗、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