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文化背景是由鸦片战争前的封建传统文化单一模式逐步转向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模式,然后转向当代多元共生的模式.这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选材和翻译标准的影响,认为在其影响下翻译选材经历了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文学等所有领域逐步扩大的过程,翻译标准经历了由"信、达、雅",向"宁信勿顺"、"化境",而至"一定制约性,一定自由度"的过程,指出文化背景对翻译有着巨大的制约和推进作用,新的翻译标准应该包括"顺应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点.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是我国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从翻译动机、翻译主体、译作选材和译入语文化背景这四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做一对比研究,旨在探讨二者对中国文化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导致其不同的原因。     

历史文化语境与翻译——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为例

翻译受到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贯穿翻译的全过程。首先,翻译选材同样受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其次,译者对翻译策略的取舍同样受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为例,论述了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的这种影响。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

随着国际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原著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规范式研究方法,而将翻译置入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译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即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创造性叛逆”便是顺应这一研究导向,由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最先引进的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作为描述翻译研究膝下的产儿,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与描述翻译研究保持和谐一致,又有哪些自身特点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呢？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分析。     

《中国关键词》中本源概念汉英、汉韩翻译模式对比研究

以《中国关键词》中的本源概念及其英语和韩语翻译为研究对象,建立汉语、英语和韩语三语平行数据库,研究《中国关键词》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关键词》英译本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为“直译>意译>合译>省译”,韩译本的翻译模式为“直译>意译>合译”。造成这种翻译模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韩语文化同汉语文化较为相近,而英语文化同汉语文化相去甚远。翻译模式上的差异体现了翻译在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结论对未来的政治乃至其它类型的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文本翻译提供了有益参考。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新青年》与现代翻译话语的构建

《新青年》杂志的名著翻译工作在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翻译的演变过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新青年》开始自觉地改变晚清翻译模式,实现了中国翻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新青年》对中国现代翻译话语的构建:在翻译语言上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大力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翻译选材上确立了名著意识,提倡翻译名家名著,提升了译作的档次;在翻译标准上改变了晚清不忠实原著的翻译风尚,重构了"信"的原则,倡导直译的翻译方法。     

倾听“他者”的声音——试析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对翻译研究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理论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打破传统理论封闭、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等值”、“忠实”等先验性标准和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这一潮流中,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动摇和解构传统理论和话语霸权的思维模式及其深层结构,而且在不断改变自身“边缘化”、“他者”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具有多元结构、多种声音的崭新翻译理论的全面构建。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西方儿童权利保护论与解放论争议之探讨

西方学者围绕儿童权利的核心问题,即儿童与成人是否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展开激烈论争,从而形成了儿童权利理论上的保护论与解放论之争。保护论主要依据心理学的年龄和能力指标形成了年龄-能力-权利模式,其中有三个重要关系组合,即年龄-能力的正相关关系、能力-权利的对应关系、年龄-权利的对应关系。解放论对保护论的批判主要围绕这三个关系而展开。两种理论的争议再现了儿童权利的多种面向和复杂面貌,为儿童权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     

我国公司并购立法研究

我国规范公司并购的基本法律有《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其后颁布实施的《收购办法》和《信息披露办法》。我国公司并购立法存在三个方面不足:法律制度的设置过于简单笼统,涉及面较窄,缺乏可操作性;某些规定不尽合理,不切实际;立法存在空白点与漏洞。由于立法的不缜密,法律的价值目标出现偏离。公司并购立法应有的价值理念为:公平理念、效率理念;公平促进效率,效率体现公平。我国公司并购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完善公司并购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完善公司并购中债权人保护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民事赔偿制度。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目前的生态困境,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深刻地阐明了生态与文明、生态与经济、生态与政治以及生态与民生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用宏汇编实现各种通用菜单的方法

模拟一些比较成熟的集成软件的菜单机制，用非常精炼的宏汇编来制作各种下拉、弹出、阴影菜单，速度快，可移植性强     

财务冗余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

以2016—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目标法度量财务冗余,运用逻辑回归分析研究财务冗余、现金冗余及负债冗余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冗余显著促进企业并购活动,现金冗余和负债冗余与企业并购活动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英汉特点的比较与翻译

比较英语和汉语几个方面的特点 ,并通过具体例子分析它们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对此不同特点的认识 ,能够在从事翻译实践时更好地把握原文的意义及表达手法 ,作出合乎目标语表达习惯的译文     

"风骨"源流考辨

“风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 ,它贯穿于书法、绘画、文学等多个领域。文章试从“风骨”源流的演变来说明从品评人物的“风骨”范畴到书画理论上的“风骨”范畴 ,再到文学理论上的“风骨”范畴的过程特点。     

叙述与改写——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研究

历史文化散文是王充闾散文创作的辉煌阶段。他以“叙述”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世事的虚无 ,肯定了出世这一人生之路 ;他笔下的历史实际上是被改写了的历史。诗、史、思的融合使他获得了散文创作形式的超越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