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土资源"到"本土法治"--苏力本土资源理论之学术解构

苏力提出的"法治的本土资源"理论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苏力理论的实质不是利用本土资源建设现代法治,而是利用外洋资源建设本土法治.批评苏力理论时不应当抛弃本土资源这一重要概念.     

法治现代化中习惯法地位之刍议

习惯法作为规制社会秩序的有效本土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蓝图时，是不能小视的重要资源。在今天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习惯法的地位更显重要，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成就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还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在此较量中，习惯法当仁不让的扮演着与国家法共同承担维护国家发展和社会秩序大任的角色，这也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搞清楚习惯法的含义、厘清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问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以藏族习惯法为个案

按照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研究者应从经验事实和注重多种本土法学资源的实际效能出发，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的关系问题，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本土法学资源协调发展的个案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关系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可行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论中国法治本体之认知方法与路径

如果以西方法治为参照,那么中国法治之背后亦应具有自己的本体。但何为中国法治的本体以及如何认知它,就是研究与实践中国法治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法治的本体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而这个本体既不是纯粹中国式的,也不是封闭的,应该是复合的。寻求中国法治不能局限于中西之争,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本土资源。探求的场域恐怕应该是现实中国与中国现实,寻绎的指向应是既有资源而不是本土资源,寻找的路径也应是主体指向而非客体指向。     

本土资源与法律多元——重读苏力之《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法律社会学也是中国法制研究领域的一部较好的著作。该书以"法律多元主义"为基本理论进路,通过对转型中国若干个案的理论考察,对"本土资源"进行了规范转化,其结果就是提炼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这一核心命题。"本土资源"事实上已经被苏力的理论努力所规范化,而运用"法律多元主义"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时可能凸现出理论前提本身的局限性。但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历十年仍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知识启蒙的意义。     

略论中国的法治资源

法治资源问题的探讨,必然需要以人作为评价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由是形成法的价值位阶的争论。价值位阶的讨论旨在权衡各种价值之高低,进而作取舍。此过程中,一些分配理念被触及,由此产生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以此两对价值的冲突大略可窥知法治资源的取舍用殊,从而得法治资源体用之真意,破斥法治本土资源论者的诡辩。     

中国乡村法治之路反思

从当今乡村法治现实来看，法治的本土资源非常贫乏，尽管乡村法治正在生成，但它是一个渐进的不断积淀的文化过程，其生长和形成不能仅靠政府推动，也应该注重乡村社会自身的内生性因素，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生态法治视域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生态法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不仅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示范区的本土资源和智慧源泉,更与当代的生态法治思想不谋而合。本文基于我国生态文明法治构建的困境,在阐释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从生态伦理、社会优位、生态法治三个方面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对当代生态文明法治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在古代中国社会,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家族社会、专制王权和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规范极端落后的特征,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实质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互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已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分歧及法理反思 ——基于影响性案例的分析

当下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糅合了各种需求,交汇着各种声音,形成了多元话语的分歧与冲突,主要表现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理论话语与实务话语、域外话语与本土话语之争.官方话语以"护道"为己任,而民间话语以"护权"为宗旨;理论话语追求法治的理想状态,而实务话语坚守传统与现实;域外话语注重制度的移植,而本土话语则强调法治的国情.中国法治发展需要减少法治话语的分歧与对立,整合各种话语中的优秀资源,形成法治观念的基本共识,这也是当前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传统法律观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

中国传统法律观形成于中华本土,具有近五千年沿续未断的历程,是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法律观以"礼法合治"为主线,讲求和合统一、包容纳新,其精华因素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能够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     

中国经济法本土资源新探

中国法治“本土化”路径的选择使得中国经济法必须关注本土法资源。但当前对经济法本土资源的研究却是令人担忧和反思的。在反思现状基础上,将中国经济法本土因素定位于三方面:特殊的社会结构(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传统国家主义的核心、传统商业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传统。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6年完成的伟著《政治学》中完整的阐释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他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提倡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亚氏法治思想体系的解读,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培育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良法的确立也必须是在本土资源自然演进的基础上实现的.     

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本土民族法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对我国刑事司法的贡献为视角

世界各国的法理学已经认可并大力赞扬本土民族法文化效能,作为多民族国家应肯定藏族赔命价刑事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对国家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藏族赔命价刑事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但应该肯定那些同国家法遵循着不同的法治理念而在司法实践中顽强地表现着法的正义、保持着它极强的法治作用并保障和维护着司法资源相对薄弱一方利益的本土法资源,它们还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寻求被害人和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及时恢复原被告双方的正义及经济伦理价值、保障人的生命权、减少死刑和限制死刑、慎用死刑和废除死刑以及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难能可贵的作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间的调适——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实地调查为基础

在中国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和大量地移植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瑶族习惯法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规定。通过实证调查,比较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国家制定法应尽量地吸收当地的习惯法,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简论法家伦理对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法家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反对儒家的"礼治"。虽然法家伦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等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是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浅析湖南省法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路径

湖南的法学教育与全国的法学教育发展的过程大体类似,也经历了从20世纪初期的引进初创、遭受挫折、全面摧残到恢复重建和改革发展的坎坷历程。在推进法治湖南的建设中,应充分利用我省的法学资源开展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为推进我省法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智力支持。以湖南省法学教育价值观的重构、法学教育的方法更新及湖南本土法学资源的整合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湖南省法学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化道路模式,它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和推进的,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人为"建构的,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中国选择和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险.中国今后在法治实践中应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在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长期保持"政府"强大推进动力的同时,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和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在坚持"政府推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和培植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发挥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对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