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探析

本文比较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的"德治"思想,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建立在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基础上的,它既继承了古代"德治"思想的精华,又赋予了其崭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人为本,坚持"三个代表",发扬"五种精神",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要修身正己、为政清廉,也要教民化俗,提高素质;既要内省反思、慎独自律,也要改革创新、自强不息;既要竞争进取、实事求是,也要与人和谐、合作共事;既要爱国强国、利民裕民,也要勤俭节约、立公去私;既要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也要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既要德才兼备、以德从政,也要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在法治和德治发生冲突时,仍要遵循法治优先的普遍价值准则等等.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论析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性善论"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德治"思想,把以"德"治天下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模式.分析这一古代传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与互补.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论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德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于懦家传统"德治"思想的熏陶、历史经济的影响和随朝亡国之教训.其"德治"思想的治国实践主要体现在"正身修德"、"国以人为本"以及澄清吏治、开明的民族政策等几方面.唐太宗在"德治"的同时,也主张法治,他将德治思想与法治思想互相融合,成为基主要的治国之道.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法治”、“人治”、“德治”辨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引发出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曾国藩"德治"思想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之比较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富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其"德治"思想既有对古代"德治"思想的承继,同时又根据时势的变迁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尤其是他在选拔和启用人才时,动态考察人之德操,重视"自律"慎独"作用的发挥及"以德治军"的思想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模糊规则

法律原则往往是构成一部法律的基石，由此演绎出的法律规则既有明确的规则，也有模糊的规则，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另有规定的除外”。几乎所有的现行法律中均含有这样的规则，论述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模糊规则，并还之以法律本有的精神。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分析——基于泰勒规则和麦克勒姆规则比较的视角

在深入回顾和分析货币政策规则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数据对泰勒规则、修正的泰勒规则、麦克勒姆规则、修正的麦克勒姆规则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反应比较大,两种泰勒规则要比两种麦克勒姆规则更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南。伴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泰勒规则将能更好地刻画和描述中国的货币政策状态,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指南作用。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略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确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何种事实存在或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可分为一般性规则、特殊性规则以及补充性规则.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 ,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 ,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规则意识的社会政治依托--政治文明

规则意识的缺失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单单是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培育和提高规则意识,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文明的程度。只有政治文明的提高、民主参与的扩大、社会平等的提升,才会为培育和提高规则意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和适宜的土壤。     

也谈“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文提出了以中西文化差异性来否定法治必要性、紧迫性的观点。在法治不足、人治有余而又迫切需要法治之时，我们应该呼唤法治而不是排挤它，更不应借口文化差异、国情不同而否定它。在法治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现象。但它如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总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去看待法治、兼容法治。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