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异类婚恋故事的情节结构分析——兼谈人仙恋与人妖恋情节之异同

中国古代小说和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人与异类婚恋,特别是凡间男子与异类女子婚恋的故事情节。所谓异类,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在现实视野中指动物、植物等,在神话视野中则指神仙鬼怪等观念性对象。论文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把人与异类婚恋分为人仙恋和人妖恋两种,并探讨二者的异同。     

略论唐代人神情恋故事范型的因袭与新变

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神遇合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情恋故事范型,唐人小说中有许多人神情恋故事,相较于唐前的人神情恋故事,唐人小说中的人神情恋故事,既有对唐前此类故事范型的承继,又有许多新变。唐代人神情恋故事的新变,是与其所承载和体现的社会群体的改变息息相关,有其时代的文化心态背景。     

略论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

唐人的情恋小说,无论是人间普通男女的情恋故事,还是人与异类的情恋故事(即人神、人鬼、人妖情恋故事),其中多有寺庙意象,然历代研读唐人小说者几无有论及。细审之,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实与寺庙在唐人生活特别是士人生活中的特殊角色有关。寺庙意象是唐人情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构成,或者担负着暗示小说人物身份的作用,或者作为小说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或者在小说故事的情节布设中承担联接功能,在叙事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寺庙意象的大量存在,也为唐人情恋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民俗风情,形成其别样的审美意蕴。     

论《聊斋志异》人异婚恋的不对等关系

《聊斋志异》作为一部人异恋爱最为集中的小说集,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有相似也有区别。通过对凡间男子和异类女性的恋爱模式的挖掘,传统佳人和“理想”佳人婚前婚后的比照,女性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困境便清晰地在彼此的不对等关系中映照出来,同时也体现了蒲松龄的深层情爱心理。     

漂流遇仙故事的四种类型

在古代仙道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程式化情节就是海上漂流遇仙,它将航海历险传奇与海外仙境想象密切结合,形成了海上乌托邦小说。这些故事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到《博物志》中的乘槎泛海传说,在唐朝以后形成了预言警告型、保佑相助型、地理博物型与人仙恋爱型等诸多类型,并承负起了宣传宗教思想、强化道德观念、介绍海外知识、表达人生理想等种种功能。这类小说想象丰富奇特,语言华美奇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变形与解脱——《搜神记》母亲变异现象的审美透视

变形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塑造形象的常用手法。通过对原始形象的改变，达到掩盖真相、迷惑异性等目的，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变形手法的选用自然更是首当其冲。但是，《搜神记》中有一类女性形象颇不符合这一传统，她们是由人到异类的变换，...     

人神恋小说的性别文化内涵

"人神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比较重要的母题,本文从"性别"角度入手,分析人神恋小说中男女两性角色的特点、功能以及男女双方的恋爱互动方式,进而解析出人神恋小说的表层和深层结构,揭示出在小说表层情节遮蔽下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小说所反映的性别观念和作家的创作心理。     

天鹅处女型故事与萨满教

文章主要探讨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文章认为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族源传说,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叙述模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内的北方古代民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当中,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之间建立血缘纽带。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极端恋爱”与“完整的人”难题——消费社会中的《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作为“百分之百的恋爱”故事，集中折射出消费社会的新式性爱观；作为“极端的恋爱”故事，关注的是悲剧主人公自杀的原因。其中多次出现的“不完整的人”则表明，作者的思考与马克思《资本论》不无关联。小说中的性爱观变化诸多，它提示的核心问题是消费社会中“极端恋爱”与“完整的人”之间新一轮难题。     

谈文学作品中的异类变身形象

异类变身故事是中西方文学共有的题材之一。方成培《雷峰塔》和安徒生《海的女儿》的出现 ,打破了原有的异类变身故事的神秘、恐怖、血腥。这两则故事关注的是人本身的价值和魅力 ,以及异类变身为人的艰辛坎坷。     

不慕神仙爱鬼怪——论《剪灯新话》的鬼神故事

《剪灯新话》22篇故事中,有16篇涉及到鬼神。这些鬼神故事因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剪灯新话》中的鬼神故事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在题材上对人神故事的弱化和对人鬼故事的偏爱,这是异类题材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更是作者借小说反映和批判现实的有意选择。     

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以《长安之春》对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与考论为中心

石田干之助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著《长安之春》一书中,主要包括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校勘、注释、考证、论述及对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与变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虽非石田干之助的主要业绩,但他却开拓了近代日本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论南宋说话四家之“小说家”对小说观念发展的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分史志小说观念和文学小说观念两种。史志小说观念产生于汉代,直到清代其表述变化不大,只是对象有一些变化。对我们今天的小说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古代文学小说观念。古代的文学小说观念产生于宋代,其标志是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家的理论,《醉翁谈录》详细陈述了这一观念。由于说话表演的需要,说话人以人物故事为表演内容,诞生一批名篇,规范了小说叙事文体,使之脱离了史志小说杂录、杂抄的形态;由于表演效果的需要,说话人进行艺术创作,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他们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小说观念,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小说观念。     

唐前志怪小说中"拟兽化"蛇意象解读

中国早期志怪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蛇的记载,其中的蛇往往具有神性,蛇的出现或者给人带来富贵,或者给人带来灾难。这些神性的蛇故事的产生又与古代宗教、原始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是原始社会崇拜蛇的部落对蛇的描述的延伸。     

《夷坚志》中的“乡民”描写及其文化阐释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市民视角上,而基本忽视了对乡民故事的考察。南宋洪迈的文言小说集《夷坚志》中乡民人物类型众多,故事题材丰富,可谓中国古代小说乡民描写之集大成者。具体分析这些有关乡民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基数最大的这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民间社会的教化观、信仰观和道德伦理观。     

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及其意蕴

人与异类超现实婚恋遇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与先秦诗赋里的人神恋相比,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异类形象直接显现,并与人间男子(或女子)发生性爱纠葛,异类女性具有美丽的外形,在性爱上表现出积极主动。这种表现形态的变化折射出世俗社会男人的好色和性幻想。     

论现代通俗文学所受的西方影响——以程小青和徐訏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虽然就源流而言,主要是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但在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文学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也注意吸取西方通俗文学的艺术经验。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是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的模仿借鉴,《霍桑探案》中的侦探形象塑造、主角配角的设置、正面侦破案件的情节模式、侦探助手讲述破案过程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等,均是对《福尔摩斯探案》全方位的模仿。徐訏的新市民小说明显受到英美通俗小说的影响,他的异域传奇言情题材与西方的哥特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194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风萧萧》讲述抗战时期的多角恋爱与间谍故事,汇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间谍小说的潮流。两位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吸收西方现代通俗文学艺术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叙述模式,从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超越,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完全汇入了世界潮流而获得的文学史的意义。     

神魔皆有人情 精魅亦通世故——从猪八戒形象看明代市民意识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神魔小说,其主体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小说超越了取经故事本身的题材涵义,将人的感情赋予了神魔,所谓"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猪八戒形象尤其能使读者感受到时代气息,在猪八戒身上突出体现了明代中后期的市民意识。     

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