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考试作弊处分的法制化探讨

高校对学生考试违纪处分的依据——实体规则与具体处分程序都尚存缺陷。为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在学生考试作弊处分中可引入高校校规核准制度、建立处分听证制度、完善申诉程序等方式。     

高校学生处分救济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因处分不当引起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根据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校学生如对处分不服可以通过申诉或诉讼两种方式获得处分后的救济。但在救济方式的选择与操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根据高校的管理特点以及处分的种类,为了更好的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应进一步完善学生申诉体制,明确救济方式的选择,加强申诉与诉讼之间的衔接。     

高等院校学生违纪处分救济方式的理论和实效分析

近些年,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受教育人群的不断扩大,高校学生违纪处分问题,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因违纪处分而将母校告上法庭的案件屡屡增多。为了保障大学生和高校双方的合法权益,试图从对处分救济方式的法学理论与实践操作两个层面来探讨高校学生的违纪处分救济问题。     

建立高校学生处分听证制度必要性探析

学生权利救济制度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行的管理制度中所实行的还是以事后救济手段为主,缺少事前的救济手段,所以建立学生处分听证制度这一学生权利事前救济手段显得很有必要。     

高校违纪处分相关问题的法律审视

违纪处分关乎大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学者们对高校违纪处分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违纪处分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高校违纪处分中普遍存在处分主体、依据、程序不合法等违法问题。违纪处分中应当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教育为主"原则,协调好违纪处分与学生受教育及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规范学校管理,推进依法治校。     

高校学生处分制度的立法研究

在学生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时代,高校学生处分制度引发了大量诉讼。其诱因在于高校学生制度与公民受教育权的冲突,其核心在于人们对高校学生处分权性质认识不清。本文在分析高校学生处分制度缺陷的基础上,通过对高校学生处分权性质的研究,将高校学生的处分制度在性质上分为改变身份的处分和非改变身份的处分两类,并从立法上对高校学生处分种类、程序性权利规定和救济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的合法性研究

高校与学生之间因为违纪处分问题而对簿公堂的案件越来越多,学界对此也给予了一定 的关注。要减少此类诉讼,关键在于高校在处分违纪学生时是否依法合理地进行。在现 有教育法制体系内,高校如何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实施处分权?本文从对高校违纪处分 行 为的性质分析入手,对违纪处分的主体、权限、目的、内容的合法性及正当程序保障进行进 一步研究，为高校处分违纪学生提供合法性参考。      

《合同法》第51条价值论

《合同法》第51条的立法本旨是,通过赋予权利人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追认权和否认权,救济和保护权利人之权利,从而达到保护财产静态安全的目的。于解释论而言,第51条中的处分应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即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但是,一体把握与我国的交易实际不相符,同时也与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及《物权法》确立的区分原则发生了冲突,结果使得第51条的立法目的落空。     

诈骗罪处分意识的构造

意识能力是处分意识的前提,无意识能力的自然人不能认识财物移转的性质与后果,无法作出处分意识。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是将自己支配之下的财物移转于他人,受骗者只有对有权处分的财物才能作出处分意识。欺骗行为与处分意识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仅仅单纯接受他人错误交付的财物不成立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中的交付意识不同,处分意识具有自愿主动性,但自愿性并非完全排斥胁迫因素的存在。     

学校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的性质与法律救济

学校对受教育者实施的处分行为 ,即纪律处分行为 ,由于在我国理论界对于其性质的认定、救济途径的选择争议很大 ,因此实践中人们被推向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认为 ,纪律处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 ,应纳入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处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对于我国法治的全面实现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校学生处分的法律风险防控

随着大学生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高校学生处分工作面临的法律风险也在增多。在实践中,关系学生身份权利义务变动的处分行为具有司法上的可诉性。依据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相关理论和工作经验,可以发现,高校学生处分工作的薄弱环节集中在处分工作机制、处分依据等方面。高校学生处分的法律风险防控必须全面加强,并重视证据收集、处分决定送达、上报审批和学生申诉等环节。     

法治思维在大学生违纪处分中的运用

高校在大学生违纪处分活动中要坚持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运用体现在高校依法制定大学生违纪处分规定、高校实施大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以及救济大学生违纪处分结果的环节之中。     

高校处分学生的法律问题探讨

高校行使对在校学生的管理处分权体现了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它作为一种具有自由裁量性的公权力,应该加以限制和约束,否则容易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缺失和滞后,有关的校纪校规也与之相冲突,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现代法治精神,构建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完善有关处分学生的规章制度,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使学生的合法权益能得到及时充分的保障和救济。     

禁见纠纷的救济程序

禁见纠纷,即侦查机关因禁见处分与刑事被追诉人之间产生的一种纠纷,是当今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其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特殊性,使得纠纷的解决途径变得含混起来.因此,探讨禁见处分的性质,考察主要国家的纠纷救济模式,以及确立当前我国应当将行政诉讼引入禁见纠纷处理中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事实上,无权处分的效力是一种特殊的待定状态,即在权利人追认和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两种状态下当然发生权利变动;在权利人不予追认和无权处分人不能取得处分权两种状态下,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无权处分人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存在一种例外,即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况下取得所有权;在处分行为被追认或者权利被补正前,权利变动的结果和合同的效力都是待定的状态,不能断定是否确定有效。     

利益平衡视角下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探析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处分人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对标的物实施处分行为,其涉及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权利人与第三人、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关系.当无权处分行为被追认后,在探讨权利人与第三人间的关系时,必须先明确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间的关系问题,通过隐名代理制度的适用,可以较好地维护第三人的权益.当无权处分行为未被追认时,债权合同的效力等同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此时,合同相对人善意,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合同相对人恶意,无权处分合同无效.     

高校学生管理中建立处分听证制度

高校对学生进行处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内容,与学生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但我国法律对高校处分程序并没有作出规定,有必要建立处分听证制度,通过立法要求高校在行使处分权时应当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在此基础上决定对学生是否给予处分;对于拟作出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重大处分前,应当举行听证会,根据听证会记录作出处分,以保证高校正确行使处分权,防止滥用。     

论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

司法实践中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处置不一,原因在于立法上缺乏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性质的明确界定.高校处分权的性质及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决定了司法审查高校处分学生行为具有正当理由,但是司法审查也应当尊重高校自治权,在程度上有所限制.     

我国无权处分制度的重构

作为"法学上之精灵"的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争议的一项制度。如何完善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已成为民法学界所争论的的热门话题。通过对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内涵及其效力的界定,并结合对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评析,认为无处分权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其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若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处分行为有效,否则,该处分行为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又从体系化的角度协调了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并通过参照无权代理制度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最后,笔者拟制出我国无权处分制度的立法建议。     

浅析高校学生处分中说明理由制度

高校学生处分说明理由制度就是高校在对学生拟作出或者作出处分时,高校必须向学生说明作出该处分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自由裁量的主要因素等的制度。在程序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高校处分程序的正当性也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从高校学生处分说明理由制度的界定出发,从法理基础、内容与形式、行为效力以及制度完善等五方面加以分析,以期对高校处分正当程序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