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与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问题之一,日本主张依据国际法"无主之地、先行为主"原则,拥有钓鱼岛主权,实际上日本是通过甲午战争手段获得钓鱼岛。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日本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实现对钓鱼岛所谓"所有权"。通过战争手段获得领土,在国际法上属于非法获得。日本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真实目的就是一方面限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窃取以钓鱼岛为核心的巨大经济利益。     

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的亲苏派和亲蒋派,本年四月,借我渔船到我领土钓鱼岛等岛屿附近领海捕鱼问题,大肆叫嚷了一通,胡说“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群岛)是日本领土,妄图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破坏中日友谊,破坏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于我们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问起暂时搁置了.日本反动派,以后还有可能在钓鱼岛等岛屿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究竟钓鱼岛等岛屿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中国的领土,从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说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初探

中日两国于１９７２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钓鱼岛问题源自日本的非法窃占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也是太平洋世纪,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包括中日在内的世界各国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直接冲击二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战略格局。中日钓鱼岛问题已经是困扰中日关系的一大难题。埃默里报告引发东北亚＂海域石油之战＂钓鱼岛问题真正引起世人瞩目是因这一地区发现丰富的石油矿藏而起。1968年10月,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新成立的＂联合探勘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以埃默里为首的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十二位地质学家,     

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已实现值守型巡航

日本媒体9月8日报道称,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黄尾屿以北约164公里进行“未经同意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指出,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活动根本无需向日本通告.日本借赖斯访华之机炒作中日海洋争端,目的是希望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日本提供终极安全承诺.     

从国际法角度探析钓鱼群岛主权问题

钓鱼群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近些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修建非法设施和标记,再次挑起两国间这一争端。文章从历史及国际法角度论述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     

中国维护东海权益的国际法分析

 东海问题尤其是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对此两国存在严重的对立和分歧,双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立场,在东海呈现海空安全严峻态势。而造成此境况的关键要素为：日本否定争议的存在,否认“搁置争议”的共识。为此,重点分析国际争议的要义、“搁置争议”存在的背景,以及依据国际法确立钓鱼岛主权的制度。考虑到中日两国均为重要的国家,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关系,各方均有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所以,中日两国应以达成的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四点原则共识为基础,加强沟通和对话,从事实和国际法出发,就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展开谈判,以切实管控东海海空安全态势,发展和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内涵。应该说,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稳固发展中日关系,是包括两国政府和多数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中·日和韩·日岛屿争端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方针,但日本不仅不接受,反而肆意控制中国固有主权的领土,藐视国际司法秩序.钓鱼岛和独岛争端的比较研究,揭露了日本国对领土争端中采取的矛盾立场,以及日本国领土主张之缺陷.树立“以其矛,克其盾”的战略,联合韩国等相关利益国家,通过国际法院解决钓鱼岛争端是中国解决钓鱼岛争端的首选途径.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困境与选择

中日关系是东亚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双方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地区、世界的稳定与否。中日之间既有历史问题、安全困境、领土、资源开发等不利因素,也有对和平的发展环境、相互经济依存度、共同安全利益等共同点。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双方应该探讨在开放的区域主义中来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的国际法理分析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法理,包括中国先占取得钓鱼岛领土主权、“条约必须信守”捍卫着中国的领土主权、割让和时效理由不能支撑日本的主权主张、“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拒绝日本的领土声索等.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也清晰地表明:日本的“无主地先占”主张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其“实际控制”没有达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法要求.中国应积极运用《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及其蕴含的国际法理,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领土声索,让国际社会认清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的真谛,促进争端的外交解决;同时,中国应继续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为日后时机成熟时争端的法律解决进一步充实国际法理依据.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视阈——以《朝日新闻》2010年1月至9月报道为例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走向蒙上了神秘＂面纱＂,媒体此时发挥了微妙作用。从2010年开年至＂撞船＂事发前后《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日本政府是国际传播的强势主体,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倾向性选择受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文化主导,同时也受传播规律的引导,这种传播还能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钓鱼岛主权之争的三个国际法问题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夺由来已久,危机频现.从国际法角度看,三个问题最为相关,即:钓鱼岛是不是“无主地”？日本在二战后是否已将钓鱼岛归还中国？钓鱼岛会如何影响中日在东海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厘清这些国际法问题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之争.     

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战争爆发120年后的反思与检讨

甲午之战中国失败的原因包括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国内经济政治实力、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日本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两国战争指导原则、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清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沓糊涂,赔款压力山大,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小国日本,战败是必然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而给日本发挥其侵略扩张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在国际局势上,甲午战争的结果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加大侵略中国的胃口,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客观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给予中国沉重一击的同时,也促成中华民族猛烈的警醒。中国应居安思危,常有战备之思,使我国永立于不败之地。     

《池田倡言》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池田倡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理论基础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包括生命尊严、非暴力、共生的思想和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池田倡言》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基本内容是提倡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还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池田倡言》是富有远见、博识、勇气的倡言,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对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现在和今后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几经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认知差异或者政策误读所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日本的实力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须重新调整思维,深入了解和倾听彼此的关切。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据此考虑,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第一手的访谈记录,从经济与军事、中美日三边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等多个关键视角,展示和分析当前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观点论争。     

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居于特殊地位。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理论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其海上安全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南海争端问题上,日本依据它的海上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为依托,矛头直指中国,充分重视并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同时策应钓鱼岛争端。     

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从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格局分析,中日关系整体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但对华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仍然在积极推进.结合安倍政府对华文化交流开展的现实,借助互联网的对华文化交流,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以日本传统文化、日本流行文化以及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并借助网站、微博、微信等相关平台等流行范式,呈现出非政治性趋向、多元化传播趋向以及经济导向趋向的特征.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构成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关键性组成部分,是分析日本对华外交与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在.随着中日关系的有效改善,未来日本对华文化交流在实施范式与内容层面都可以实现有效的扩充,更多日本文化产品将可能在华流通;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将使这一范式更为充实与完善.     

廖承志与日侨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中国政府极为重视中日关系。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坚持“两个区分”（即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的方针，把协助日侨回归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中日友好之门，为恢复、改善和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