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新网络(1750—1850)

作者认为 1 75 0— 1 85 0年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 ,主张站在全球的角度 ,以联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海贸易史 ,中国和北美 1 3个殖民地 (美国 )、印度间的内部联系尤为值得关注。这期间 ,中国海贸易的巨大扩展是来自成功的网络。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众多活跃的自由商人。作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 ,以广州十三行商人伍秉鉴为例 ,对华商的商业网络越过传统的活动海域而伸展到欧美各地 ,并与国际贸易网络相交织 ,直接投资于美国等地产业的情况 ,作了论述。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

汉唐时代,我国从南海诸国进口了沉香、檀香、龙脑香等大量名贵香药.这些香药入华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进入中土；二是南海诸国的商人通过驾船到广州等港口城市进行民间贸易的方式输入中土；三是波斯和阿拉伯的中介商人也常常把沉香、檀香、龙脑香等南海名贵香药贩卖到中土.这些被贩卖到中土的南海香药不仅被用于佛教、道教的礼拜仪式和儒家的祭祀仪式中,而且被应用到汉唐人民的世俗生活中,在诸如日常家居薰香、饮食加香、美容香体熏衣、疗病用香中,均可窥到南海名贵香药的踪迹.     

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

清初实行有限度的开海贸易,后来又规定广州一口通商.粤北在广州和内地商贸交流中处于商道必经地之一,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经常通过这一商道进行过境贸易,并在商道沿线建立了临时储存商货与聚集议事的会馆,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也带动了本地商人的崛起.但粤北经济的商业化不是为了赚取纯粹的商业利润,只是过境贸易导致的虚假繁荣.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杨仁飞茶叶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一项主要的出口商品。１６８５年以前，我国海上茶叶贸易主要为荷兰、葡萄牙商人所控制。英国商人虽从１６５８年起想通过广州口岸直接与中国从事茶叶贸易，但由于受到葡商的排挤和清廷的限制而无法在广州进行。...     

试析宋之"三路舶司"--兼论中国港口职能之分工

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主要由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明州市舶司,即所谓“三路舶司”承担的,但关于“三路舶司”的始置时间、设置原因以及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广州市舶司的设立源于对战争的支援,是朝贡贸易的遗产;两浙市舶司的设立则是为了管理国内商人下海,标志我国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迈进;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则源于新航线的开辟,显示了我国人民对南海区域的新认知。     

从办茶规程看清代民国山西商人茶叶贸易

明清以来山西商人曾辉煌商界五百年,茶叶商人即是其中一支劲旅。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茶叶贸易更趋于鼎盛。这一时期茶叶贸易的发展壮大,除因山西商人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质外,也与其善于总结、积累办茶经验密切相关,办茶规程即是集中体现。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茶叶贸易集采购、加工、运输、经营与销售为一体,体现出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流通以及精细化营销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山西茶叶商人工匠精神、开拓创新和商业智慧的精神表达。     

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

现代以来,宋代因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关键性和突破性而受到重视。此外,唐宋时期的经济变化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水路系统进一步扩大,为各地农村及城市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基础,区域劳动分工得以建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贸易量和贸易额。这一时期的商人设计出新的商业惯例、制度安排和合伙方式来拓展其贸易活动。另一个商业上的突破则是长江流域市场的扩大。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市场组织与程序的规则开始松动,商业状况逐渐依赖于更高水平的私人交易与商业交换,交易场所的形成更趋自由,商业贸易进一步渗入农村地区。     

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

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问题盘根错节。葡萄牙商人被明朝政府获准进入广州的时间是在1554年底至1555年初;一年两季的“广州交易会”始于万历八年(1580年),而不是万历六年;自1571或1572年广州交易会重新开放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设性、制度化的交易会。天启末年时,由于中国官员的阻挠与反对,葡萄牙商人已经逐渐退出广州的市集,转而委托中国商人为其代理人去广州贸易,这些中国代理商就是充斥于文献中的“闽揽”。广州交易会成为葡商往来于印度-中国-日本的重要衔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