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为道德形上根源的演变与困境

天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人格之天、心性义理之天的演变,并一直作为道德原则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存在。近代以来,自然之天对它们的存在地位造成巨大冲击,展示出天作为道德合法性基石的深层理论矛盾,认识这一矛盾为深入思考道德重建的可行性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天人合一重释孔子之天

分析<论语>中孔子言天的语录,可知孔子是讲天的,其言之天不是自然之天,也不是多重涵义的相混之天,孔子以天人合一为视角,从外在性和内在性两个向度,言明了天的主宰义和道德义理义.其言之天是浓厚宗教色彩的主宰之天和浓厚价值意蕴的道德义理之天相圆融的一体之天.     

论孟子“尽心”思想的道德教化理路及其启示

孟子在儒家“心”“性”这两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心性分立到心性合一的创造性思想变革,开创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传统,并构建了以“尽心”思想为核心理念的道德教化模式。孟子这种尽心道德教化模式以心作为道德的本体,肯定了人之本心与先赋之性善、天命之义理的同一性,由此而主张道德教化以人之先验善性作为心性基础,以存养、扩充、求放心为主要方法,最终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人格境界。孟子尽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思维框架,为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道德教育而言,孟子以尽心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推动人们重新理解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本质属性、主体关系以及最终旨归等,实现道德教育与心灵世界的有机融合,最终促进个体的心性与品格的完善。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     

评牟宗三对儒家基本精神的理论分析

通过对牟宗三的儒学研究的内在理路的分析,揭示出牟宗三思想中天与心在万物存在和道德创生两个层面上的矛盾,表明道德创造的主体是心而不是天,万物的存在之所以有道德性,只是人心主观赋予的结果.牟宗三将儒学定位成"道德的形上学"确有不当之处.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     

试析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

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人格特征的分析,没有深入地探寻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缺乏理论根据。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分析墨子思想,挖掘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以此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是:贵义是墨子人格精神的核心;天志是墨子人格精神的终极依据;兼爱是墨子人格精神的道德总纲领;重利是墨子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墨子人格精神正是通过内在的贵义尊天的精神与外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品质彰显出来的。     

试析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

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人格特征的分析,没有深入地探寻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缺乏理论根据.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分析墨子思想,挖掘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以此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是:贵义是墨子人格精神的核心;天志是墨子人格精神的终极依据;兼爱是墨子人格精神的道德总纲领;重利是墨子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墨子人格精神正是通过内在的贵义尊天的精神与外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品质彰显出来的.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

二程虽出入老、释,却辟佛而较不辟老。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例如：二程常说的“天理”一辞源出于《庄子》,庄子视“天理”为事物存在和活动所依循的内在理律、自然之理,二程更进一步地转折成人性所天赋的道德原理,建构出仁爱的道德形上学,程明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述,显然受庄子“道通为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命题所启发。程伊川“物物皆有理”的形上思想受庄子“万物殊理”的启发。然而,二程也有和道家不同处,例如庄子教人安时处顺来安命,程伊川认为义命或德命优位于自然的运命,二程以道德人格之培义为教育目标,与道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

二程虽出入老、释,却辟佛而较不辟老。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例如:二程常说的"天理"一辞源出于《庄子》,庄子视"天理"为事物存在和活动所依循的内在理律、自然之理,二程更进一步地转折成人性所天赋的道德原理,建构出仁爱的道德形上学,程明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述,显然受庄子"道通为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命题所启发。程伊川"物物皆有理"的形上思想受庄子"万物殊理"的启发。然而,二程也有和道家不同处,例如庄子教人安时处顺来安命,程伊川认为义命或德命优位于自然的运命,二程以道德人格之培义为教育目标,与道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先秦儒家气节观及其现代意义

气节,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标识一类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的独特范畴。它体现着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境界。先秦儒家气节观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尚志存性为心性和德性的前提和目标,以对道义的持守为核心和灵魂,以无惧的义理之勇为人格特质和最终体现。儒家气节观对个体道德人格塑造,对民族精神培育和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牟宗三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伦理精神

牟宗三会通康德哲学和儒家心性之学,由道德的进路,重构了儒家的形上学。这种道德形上学突显了内在超越、实践理性和道德宗教的伦理精神。它打通超越与内在、本体与工夫、道德与宗教的关节,实现了伦理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完美统一。     

朱熹哲学中的天与上帝——兼评利玛窦的以耶解儒

朱熹哲学中人格神的成分常被人们所忽略乃至否定,实际上他的天的三种含义中的＂主宰天＂即是对周初宗教的＂上帝＂的继承。朱熹的主宰天具有鲜明的内在性,这使其常被义理天和自然天所掩盖。然而,朱熹仍承认神人间的人格性的交流和沟通,但由于＂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这主要是通过孔子信仰的中介来实现。利玛窦虽然看到了主宰天、义理天和自然天的不同,但他将儒家的主宰天、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儒家文化之精奥

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明于理而蔽于形。我以为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论蕺山之学的定性与定位

本文在系统研究蕺山思想的基础上,对已往论者关于蕺山之学定性与定位的见解提出了质疑。认为：（1）蕺山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之分。形上“生生之气”主宰形下氤氲之气,是贯通天人的生命本体。蕺山哲学既非唯物主义气一元论,也非心气二无论,而是心一元论。（2）蕺山既非“反理学”思想家,又非囫于理学“旧套”的俗儒。蕺山是理论上追求超越创新,价值取向上却属于正统的理学家。（3）蕺山之学以“证人”为宗,其理论面向的问题是力矫王学末流之失,在心学旧基上重建道德理性大厦。故其学脉属于王学内部的批判修正,而非心学之外“另开一路”。（4）蕺山的自杀具有“道德涅”的意义。从纯道德的尺度看,其一生学问行履可谓无愧理学人格期待的醇儒;从历史维度看,其恪守的道德理想主义则表现了与时代精神的背反。     

生化:主宰与义理的根源与基础——儒教天论之脉络与意义

儒教的神灵系统看似杂而多端,实际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即生化原则,其最高概念天即以此为本质属性。文章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话语转换和《易经》、《中庸》文本的研究分析证明,生化之义不仅由帝到天一脉相承,而且天的主宰性、义理性亦以此为来源和基础,儒教信仰和崇拜之主要内容的敬天、法祖、崇圣亦因此而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作为原生宗教或自然宗教的典型形态,它的理论发展在世界文明谱系中具有独特意义。因为历史的缘故它未能发展属于自己的组织架构,在社会变迁中的重振举步维艰。     

论荀子德性幸福的实现路径

在德性幸福的主体之维上,荀子更多地把普通人可以企及的君子人格作为幸福的主体,由成人之道塑造德性人格进而实现德性幸福。在德性幸福的规范之维上,荀子更加重视外在的礼乐制度的功能,强调通过礼乐对大众的行为矫正、情欲调节进而实现德性幸福。在德性幸福的实践之维上,荀子具体地提出了"积善"、"注错"等可操作的道德实践,由切实可行的道德活动锤炼德性、实现幸福。主体之维、规范之维、实践之维以"成人"为中心构成德性幸福的实现路径,德性人格与德性幸福内在相通。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