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

"竹林七贤"不见载于曹魏文献,不是因为政治残酷、文献缺失,而是因其在当时不被关注以及士风使然。西晋元康时期,由于贵游子弟的追慕、仿效,他们被士林关注、推崇,于是有"竹林七贤"之称,阴澹《魏纪》所载就是标志。东晋时期,随着士林热衷于"贤人"品藻话题,林下之风遂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精神文化特征,将他们七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竹林诸人"、"竹林名士"、"竹林七贤"称之,从而完成了这一生成过程。     

莽汉背后的名士身影——莽汉诗歌的再解读

莽汉诗歌在八十年代的流行,除了诸诗中通过莽汉形象抒发的阳刚激情以外,也与其背后名士风流传统的渗入有关。这些诗中的莽汉形象与传统莽汉形象有明显不同,诗人们关注带有强烈文化气息的写作对象,大胆驾驭语言符号,用审视的眼光品评社会历史现象,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狂放书写酒色生活,是对传统名士适情任性的精神特质的继承和发展。     

竹林玄学的演进轨迹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因竹林名士先后存续于曹魏正始时期和西晋时期,其思想特性具有明显的跨阶段性。建立在调整名教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儒道关系,随着历史境遇的变迁和名士主体价值诉求的变化,呈现出"调和儒道"、"越儒任道"和"儒道为一"的螺旋上升的演进轨迹。     

比较魏晋名士与伊壁鸠鲁学派

魏晋名士与伊壁鸠鲁学派都重视追求个体快乐,但是,他们在产生背景、生活方式与哲学基础这三个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比较,这两个群体能够被人更好地理解.     

唐寅、文征明文化性格比较论

文化性格是指包含文化内涵的人物性格。唐寅、文征明皆以诗书画三绝著名当时与后世,而两人之人生及文化性格则大不同。唐“百年强半”而夭,而文则遐寿九秩,且主持吴中风雅30余年;唐曾中解元,涉科场案而愤世自放,文数试不得一举人而待诏翰林三年;唐赴宸濠招而不得不佯狂以免,而文卒能避之。唐纵情酒色,而文持身谨严。而两人之诗,则唐更有个性与时代气息。唐、文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在经济生活和社会风气发生新变的时代,文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可能作出的选择。考察这种文化性格的差异及其成因,对认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和效果,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并帮助我们思考当代的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     

女中名士谢道韫的"林下风气"

玄学思潮的兴起,带动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转移。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成为时代的风尚,魏晋时期的妇女也深受影响,她们努力冲破名教伦理纲常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与风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一代才女谢道韫更是以其旷达玄远的"林下风气"成为魏晋新女性的典型,深得时人的赏识和敬重。     

三国论体文由建安向正始转变的文化观照

三国论体文由建安向正始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由"务本求实"到"藻以玄思"的题材之变;由"缘情求美"到"思辨精妙"的风格之变;由"同题共作"到"辩难蜂起"的形式之变。这些变化直接折射了其时士人的思想及文化的变迁。因此,以论体文的变易为切入点,探究三国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变给文学带来的影响,进而探究文体变易的内在机制与外在精神关联域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     

"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曾国藩何绍基交游考论

曾国藩与何绍基都是晚清文化名人,又都在政坛有不同影响,两人交游数十年,共同见证了时代巨变和文化风貌。曾、何二人因诗文创作上的志同道合才真正相识相交。道光二十四年以后,二人由"亲密"走向"疏离"。何绍基在咸丰五年离开官场,曾国藩则致力于江南战事。江南平定后,何绍基的金陵之行成为二人友谊的融冰之旅。《十三经注疏》的"志同道合"是曾国藩与何绍基最后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