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讨论纪略

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战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事件。文艺界广泛的讨论开始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环绕“中心源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迅即形成了讨论高潮。此后,讨论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具体实践。 民族形式的讨论同抗战初期着重于旧形式利用的通俗化运动不可截然分割,它以后者为基础,把关于大众化实践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纪略》的编写,是为了提供一些有关的资料和情况。     

武汉抗战文艺与党的领导

在抗战文艺研究中,探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伴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武汉的抗战文艺运动如盛夏的扬子江潮,波澜壮阔。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社团之繁盛,作品之丰富,为武汉文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它既是五四和“左联”新文学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为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全国抗     

有关“抗战文艺运动”的一点感想

读茅盾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有点点感想。 《发端》涉及了抗战文艺运动形成的时限问题,其中有这样两句:“抗战以来,我们有抗战文艺作品,然而没有抗战文艺运动！”意思很清楚:在“展望”抗战文艺的当时,抗日战争虽早已全面展开,但抗战文艺运动却还没有形成,抗战文艺作品的出现,并不表明抗战文艺运动的“存在”。 对这一论断,《发端》有所解释。“所谓‘抗战文艺运动’,不是多出些文艺刊物,多发表些作品之谓,而是就现实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问题,问题的实际怎样,然后由此而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文艺工作者不会在心中浮起了‘我的工作     

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与建树

文艺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任务。“左联”在成立时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以后除不断号召、组织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努力外,在理论上还进行了关于“大众化”问题的三次公开讨论。瞿秋白于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底,在上海一面养病,一面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在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杂文创作的同时,对文艺大众化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倡导与建树。正如一九五三年版《瞿秋白文集·序》中所说:“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瞿秋白参加研究、拟定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     

试论抗战初期党对武汉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抗战文艺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进行正确领导的结果。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向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上海南京沦陷后,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无数知名人士,各种抗日宣传队、救亡演剧队、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等,由东北、华北、华东沦陷区云集武汉。全国十八个著名戏剧团体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戏剧界代表人物来到了这里。面对这么多的文化流亡人员和群众团体,如何把各方面的爱国力量组织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文艺统一战线,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     

历史地评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不久前,文艺界和学术界对怎样评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这个提法的评价,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个提法,对于正确总结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繁荣当前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想就如何历史地评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谈谈个人粗浅的意见,谬误之处,望批评指正。     

胡绍轩及其抗战戏剧略评

胡绍轩是湖北大冶县人,三、四十年代曾任武汉文艺社社长,主编该社主办的《文艺》月刊和《文艺战线》旬刊。抗战初期曾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一度当选为后者的常务理事兼总务部干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文联编辑,现任昆明市戏剧研究室和《春城文化报》顾问。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回顾五四后三个30年我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实践所导致的历史和文艺的变化,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互动和有关争论,应深刻总结9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达到的关于文艺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识。     

抗战初期武汉文艺期刊概观

前言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挤、文化的中心。以数百计的作家云集江城,“全国文协”在汉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统一战线的推动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文艺运动有声有色,成绩卓著,给现代文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是长期以来,对这段时期文艺运动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是很不够的,几乎成为一段空白。抗战初期,由于战局动荡,作家流徙,文艺期刊纷纷停办、文艺界和出版界曾出现十分沉滞的状况。随着抗日声浪的高涨,在短时的沉寂之后一些刊物相继在武汉创办和复刊,先后出版十几种之多,反映了武汉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查阅期刊报章和走访函询有关人员,整理出这份概观,以供研究者参阅。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期刊又诞生在战乱的岁月,印数不多,发行面狭窄,后又几经浩劫,虽有幸存亦多残缺不全,现将查考结果,依其刊行先后,分述如次,疏漏错讹,在所难免,欢迎得到指正。     

音乐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和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精神在文艺上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表述和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半个世纪的革命文艺实践证明,《讲话》的精神,如同光辉灿烂的灯塔,始终为文艺界的前进指明了道路,显示出它不朽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文艺创作和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讲话》精神的理论指导。     

抗战时期两次文学“下乡”运动比较

抗战的初期和后期分别有两次文学“下乡”运动 ,这两次运动都是文艺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但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前一次以国统区为主 ,后一次是在解放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下乡”的目的不同 ,对旧有的文艺形式的利用不同 ,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同以及文学创作的思想不同     

《讲话》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意义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究竟还有没有指导意义,仍是当前文艺界、理论界有必要解决的严肃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对它的现实意义所作的正确回答,自然地适合于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表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科学理论。实践之树是常青的,来自实践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之树”,也是常青的。     

“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借助《大众文艺》《北斗》等刊物的媒介力量,“左联”参与和组织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努力推行了大众文艺运动。“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问题。“左联”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具有多重意义。     

武汉抗战文艺活动记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在当时全国抗日文化运动中心的武汉,文艺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武汉抗战文艺活动是抗战文艺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     

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它是毛泽东文艺论著中的代表作,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五四”以后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且紧密地联系当时的革命实际和文艺运动的实际,正确地解决了文艺的方向和一系列理论问题。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     

论《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均简称《讲话》),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讲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和当时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界所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方针和方法问题,为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四十年来的文艺实践证明,《讲话》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试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从三十年代对“为艺术而艺术”论的批判,四十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的提出,一直到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文艺界一直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其实这两个口号都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因为这两个口号不仅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而且长期的实践证明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就20世纪左翼文艺的发展看,“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左联”的探索经过了局部讨论、组织性讨论和回应性讨论三个阶段,其探索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让“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成一种运动,并通过多种途径,将文艺真正“大众化”;二是通过多方面的理论探索让“文艺大众化”在具体内容、如何创作及大众语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两条路径的结合使得“左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文艺大众化”融为一体,影响深远。